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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把金庸叫“大侠”，以为他能担当起中国历史传统的道义，其实他不过是个香港基围虾，为富不仁，难怪李敖骂他空有几亿身家，却从没舍得为社会公益事业抛出一个子，跟李嘉诚、包玉刚等香港富豪的境界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他在家乡杭州建了个图书馆，好像是个例外，不过也不能排除他乡土观念很重，为自己在家乡挣个好名声，其它与他无关的地方他可就懒得理了，香港难道不是他的第二故乡吗？他为当地的慈善事业做过哪怕一丁点的贡献吗？。僻处一隅，要从他人处获得利益，而且在小说里表现得很好，一个个大侠义薄云天，仗义疏财，扶危救难，把读者一个个感动得心潮澎湃，激赏不已，不知不觉中认为金庸也是这样一个大侠。金庸极是精明，自己既得名又得利，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益，头脑里只有对自己的有利的“道理”，那种牺牲自己的利益，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奉献、淡泊名利的傻事他才不会干呢。只是在小说里宣扬、教导很伟大的一些理念，而他一到现实生活中就原形毕露，真有些虚伪。在这点上他是绝对比不上柏杨的。

他小说中流露出强烈而倔强的孤儿感。好多主人公都是不知父母的弃儿或逐出门墙的孽徒，比如萧峰、令狐冲、杨过……。这是香港的隐喻。香港被愚弱的大陆割让给了英国，留下永久的伤痛。香港既愤懑大陆的无情与无能，对英国也隐隐怀恨。香港不买任何人的帐，觉得谁都欠了它的，尤其是母体大陆欠了它的。香港瞧不起大陆的落后和贫困，一如金庸的主人公瞧不起原来门派或族裔的武功低微和保守。孤儿一般对社会没有好感，心地狭隘，偏执乖戾，极端自我中心。金庸的主人公也都如此。他们总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地位，天下人都负了他，他们可以任意讨债，漫天要价。金庸这个作者也一定给他们个满意的交代，满口天理报应；而他们无论犯了什么人神共诛的罪行，却摆出付纯洁无辜的态度，不觉得自己犯罪，作者也不愿意惩罚他们。金庸的方法是把主人公写成武功天下第一，别人都无法复仇！决定报应的不是天理，而是武功高低和作者的喜恶。象《神雕侠侣》里的杨过与小龙女，他们可以任意破坏别人的安宁和秩序，闯到道教的宫观里结婚，别人则不可闯他们的古墓，干涉他们的师徒之恋。小龙女下了山随便吃别人的东西，尹道士冒犯了她她就一定不依不饶。他们动不动就要回古墓，其实谁要他们出来了？杨过为了所谓的父亲之冤多年怀恨，郭靖夫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得到他的“宽恕”？到最后还是要郭大姑娘下跪，郭二姑娘为情所困、断送一生才算消了杨过/作者心头之气。《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一家子，为了雪自己的冤，残杀了许多人，谁又能找他们报仇雪冤？因为他们武功天下第一。阿紫这“性本恶“的典型，做了不知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但老有人护着她，作者也老为她失怙少教辩护。没有人能报冤，竟是她跟了心上人殉情。生得快意，死得自由，没有受任何“天理”的惩罚。　道德并非天生来的，而是为了维护某个团体生存所设的最优规矩，其成员越是遵守公共道德，其团体越是强大兴盛和福祚绵长。香港既然没有归属，也就没有公共道德。大陆是抛弃了它的，所以它不能遵守中国的传统道德；英国是利用它赚钱的，也不值得尊重。作为一个自由港，香港希望大家都不要干涉自己赚钱。金庸的主人公不承认任何公共道德，他们只以个人的利益为准绳。比如《天龙八部》中少林寺群英大会，揭露了萧峰的真实身份和雁门关之谜，民族危亡当前，却成了结义三兄弟表演友谊、萧峰一家子寻仇的舞台。他们心目中只有个人家族的恩怨，兄弟的情谊，而超于个体家庭之上的民族大义就放在一边。在其他小说中，这种情形也比比皆是。金庸经常安排主人公处于困难的抉择之中，人人都说自己是合乎道德的，要主人公投向自己，而这些道德君子都互相揭短。当事者被几派嚷得昏了头，只知道某人对我好坏，就投向那一边了。这就是香港的沦亡本质，他们没有个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可以忠于、可以依靠、可以抓住，能确认的只有自己的当前的利益了。金庸的主人公一意孤行的居多，他们表面上狂傲得很，心里也未尝没有惶惑和矛盾，萧峰就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而自杀的。这就是道地的“香港制造”。想来香港在建设和确认自己的经济、政体、文化本位的时候，比大陆“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也不遑多让。香港的本位是注重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