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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条文居然还被后人一抄再抄三抄，而抄进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医师法”，我们怎么能不埋怨，埋怨那些既不用脑筋又不负责任的立法大老爷！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我前面所说的：“不伦不类的现状究其祸首，皆导源于中医或从中医蜕变而出。”“医师法”的症结所在是中医；修改“医师法”的关键也都环绕在中医问题上，这个毒瘤不把它割去，因它而起的溃烂还会继续扩大、继续蔓延！

吴基福先生到底是长者，他像每一个深受科学医学训练的医生一样，对所谓“中医”、“国医”、“汉医”、“儒医”、“江南世代儒医”，采取一种缄默的抗议。我个人所接触到的西医们，台大医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也同样具有着吴基福先生的风度——一种在我看来微嫌消极的风度。吴基福先生在五十九号文星《从霍乱谈到“变法”》里，曾要求：〔修正之〕“医师法”严格规定医师不能刊登夸张之广告宣传，同时对中西医分别颁订“医师法”，各行其道，中医不得使用西药及注射器。

对这段话我有两点意见：第一、按现行“医师法”第十六条，已经有了“医师关于其业务不得登载或散布虚伪夸张之广告”的规定，这问题的重点已不在吴基福先生所说的“严格规定”，而在如何使医师履行此“义务”。关于这点，我的看法很乐观，我相信真正洁身自爱的有医德医品的医师，绝不肯做“虚伪夸张之广告”，而整天在报上被鸣谢的圣手们，我们根本可以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医生。

第二、“对中西医分别颁订‘医师法’，各行其道”的意见，我绝难同意。因为这种二分法的措施，无异又走回三十二年“医师法”颁行前的老路，无异又在法律上承认了中医的价值。无异又把科学的现代医学跟神学玄学的古代中古医术相提并论，而使一般民众仍在中西间做钟摆，这是说不过去的。今天我们的责任，要对中医中药严格推行史汀生式的“不承认主义”，先在法律上不承认它，再在教育上把它赶走。每一个现代化的医生（西医），都应该以在医界中有个附骥尾的“中医”而感到可耻。医学就是医学，为什么要有中西之分？

西医就是医生，为什么要有些不挂听筒的家伙来充数？

总之，“医师法”的修改必须从根本上动手术，不能妄想妥协或苟安，更不可有一般所谓“先做重点修改，余者回大陆后再行之”的官样文章。

如果在根本上我们决心动手术，我们才可进一步的商讨细节，如明定出医师法的“除名”部分（第四条第二款）、补足“医籍”的缺陷（第七条）、用强有力的“医疗法”来代替“违警罚法”制裁密医与夸大广告、剔除“医师法施行细则”里中医部分并将“医师法”

第八条移入、完全废除“中医师检核办法”，以及增添我们所缺少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医药卫生法规（如“卫生所法”、“精神卫生法”、“性病预防法”、“旅馆业法”、“公园法”、“输血法”等等）。除了这些法律条文以外，我们要严格要求下列七个机关的权限和它们对医生药品、密医伪药、广告宣传的责任：

一、考试院考选部。

二、内政部卫生司。

三、省政府卫生处。

四、内政部警政司。

五、省政府警务处。

六、各县市警察局。

七、省政府新闻处。

除了这些治标的机关，我们要正式建议教育部长，从速解决“中医学院”这个Gordian　Knot，别再做连半世纪前的教育总长都不肯做的蠢事！虽然这个铃不是你系的，可是它非得由你来解不可。

立委与舆论界应该反省

“医师法”是关系人民健康的重要母法，立法委员对“医师法”的订立与修改要负绝大的责任。从几十年来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立法委员们至少在“医师法”上，实在对小百姓“没有起”，他们做了很大的孽。他们不但在民国三十六年坐失一次修改的机会，并且还在一九五六年开了一次大倒车——“筹设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这个议案的通过和当年“中医条例草案”一样，也经过三年之久。可是三年后，胜利终于归于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当这群封建的泡沫得势以后，他们得意洋洋的印了一部什么《中国医药复兴实录》，在“前言”里大言不惭地写着：

我国医药事业，亟需设立学校，以谋改进而图发扬，自民国十八年起，即由医界明达陈述利弊，奔走呼吁，所有党国先进、海内外名流，均竭力支援，二十余年来，先后请愿建议，以至罢市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