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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来到了，他们不仅有责任来从事招待，而且

也是应付官兵们的内行。绿勇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心理上起了若干变化，我家大约花了

不少的钱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绿勇在酒醉饭饱

之余，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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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绿勇在我家骚扰了一阵之后，就分途去捉拿“会匪”。他们在路上，在田野中，甚至挨

家挨户看见壮丁就抓，捉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挑夫等，拘禁在离我家五里的一座庙里。

哨长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闾正等前往指认谁是造反的“会匪”，以便就地正法。

这件事对我家大人又是一个大难题。他们知道自身决不能去指认，如果说被捉的人都不

是“会匪”可能会犯隐瞒不报之罪；反之，如果真的指认出来，这无异是亲自置人于死地，

还可能牵连甚多，实在是一件不愿做和不忍做的事。大概又是“钱能通神”，事情又如此这

般安排好了。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们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去代为办理。这种通融

办法似乎是再不能推脱了。于是我家大人只有提心吊胆的挑选几个伶俐的小孩去干这冒险的

勾当；我也是被挑选的一个。

我们这些小孩事先经过父母的密嘱，随着保正及绿勇走到那庙里，看见满庙都关的是诚

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发问：“这是不是造反的会匪？快说。”小孩们

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把他们敷衍过去了。他们在这几天，从各

大户和被捉拿来的壮丁手中，所攫取来的果实，大概已塞满了行囊，可以回营去交差。这样，

被捉来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获得保释。但在我家邻近别处村里，所经历的情形并不完全

相同。有的地方指认出来了几个“会匪”，当场就被正法！杀了之后，人头还挂在树杆上示

众。满清政府派兵在我乡间进行搜剿、镇压、逮捕、正法等等的紧张惊险的一幕，就这样结

束了。

事后，乡里人都赞许我家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是十分得体而又非常厚道的。他们陆续来

到我家，表示谢意。我这个为他们开脱过的小孩子还多次被他们热烈拥抱起来。其实，这不

过是满清末年乡村绅士对于当时的变乱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的一例罢了。

这次乱事发生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萍乡浏阳一带的乡间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门

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

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诈乡民；这些事都弄得乡村中鸡犬不宁。满清末年官厅除了镇压的手段以

外，实在也没有其他安抚农村的妥善设施了。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其影响也是比较

广泛的。这件事成为以后几年间那里人们的谈话资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们询问过，而

我的经历也被他们视为富于传奇性。即使是保皇守旧的人们，目击洪江会在顷刻之间竟能闹

出一个大乱子，和官厅应付此事的颇预无能，也不免兴起满清天数将尽的叹惜！

至于那些不满现状的新人物，如我以后在萍乡县小学中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员和青年的知

识分子们，却另有一种急进的想法。他们认为洪江会乱事之所以酿成，主要是由于满清的腐

败。单就地方上的情形来说，官厅只知借田赋厘金等税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规搜括民财；纵容

衙门爪牙在民间骚扰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问民间疾苦，这无异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样认为洪江会的失败是领导得不好的原故。他们指出：洪江会中没有知识丰

富的能干人才；也没有发布一个动人的檄文；“反清复明”这句口号尤其不对，明朝亡了二

百六十多年，从何“复”起呢？起事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事先没有设法购买军火，单靠几枝

鸟枪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战策略没有采取偷袭浏阳县城、拆毁铁路、阻止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