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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时发布新的内阁名单。段祺瑞压根儿就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冯玉祥的军队从醇王府撤走，由市警察司令部派出护卫接替。而张作霖对这位在直奉大战中帮了自己大忙的倒戈将军，不但未表示谢意，反而越发认为他是一个“任何背信弃义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卑劣小人。他今天捅向吴佩孚的刀子，明天的什么时候又将捅向我……”更出乎意料的是，在将吴佩孚和冯玉祥做了一番对比后，张作霖对冯玉祥更加鄙视和愤恨，对吴佩孚倒是还保留了几分敬意。

由于段祺瑞和张作霖都对冯玉祥没有好感，所以决定将其驱逐出京，并不让他在有出海口的地方发展。经过一番密谋，很快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希望他率部克日到任。

此时的冯玉祥被实实在在地搞了个灰头土脸，自感无趣。但他绝不会就这样顺利地出走西北，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已经占据的北京。他将部分军队勉强撤至南苑、北苑两地驻扎后，想出了一个惯用的策略，那就是辞去军事统帅一职，解甲引退，同时宣布到西郊天台山一座佛寺里静养，除他的亲信外，声称不再与任何人往来。

11月29日，住在醇王府的溥仪在英文老师庄士敦、清室旧臣陈宝琛等臣僚的密谋、策划下，溥仪等人乘车悄悄离开了醇王府，向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冲去。他们先是借着漫天尘土飞沙的掩护，躲进使馆区的德国医院，然后转往日本使馆兵营。

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公使芳泽谦吉得知溥仪一行逃来的消息，急忙前来探望。溥仪趁机提出要在日本使馆避难的要求。芳泽谦吉不敢做主，只好说：“皇帝陛下，请先在这里休整一时，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待我国政府正式指示后，才能接纳，以示庇护。”

此后的不长时间，芳泽谦吉正式告知溥仪，日本政府已同意提供庇护。接着，芳泽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给溥仪居住。再后来，芳泽亲自驱车拜访段祺瑞，婉转地提出带溥仪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到日本使馆同溥仪见面的要求，并得到段祺瑞的同意。溥仪的后、妃始随芳泽的秘书走出醇王府，来到了日本使馆。几天后，日本使馆又将后面的一幢楼房专门腾出来，供溥仪的后、妃、臣僚及随之而来的太监、仆役、厨师等使用，并特设了溥仪会见王公大臣的场所和后妃的“寝宫”。至此，溥仪的避难暂时取得了成功，但从此也渐渐落入日本人的势力控制而无力自拔了。

既然日本方面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溥仪，就不能再让他随随便便地从手掌中溜走。尽管溥仪产生价值的时刻远没有到来，但日本人懂得这时的投资是多么的及时和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随溥仪进居日本使馆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渐被日本人有预谋地收买和拉拢，而这些旧派臣僚，又跟日本人串通一气，左右了溥仪的一切。溥仪对此略有觉察，也曾思想过对策，但苦于无路可行，也就只好听其摆布了。

1925年2月23日夜9时，日本使馆的后门被轻轻地打开，接着从里边悄悄溜出6个人来。他们神色匆匆地由西转南奔走，随着稀疏的人群进入了北京火车站，并朝一列东行的客车走去。这6个人中，打头的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田，紧跟在后面的是换了毛料西装、戴着礼帽的溥仪，身后是两名日本便衣警察和侍童李体育、祁继忠。他们挤过人群，从列车的末端，登上了装满日本兵的特挂三等车厢前往天津。

到达天津后，溥仪同随后赶来的后、妃、仆妇、太监、厨子、随侍、司机、护军、御医等30多人，搬进了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这张园原是前清名将、湖北提督、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在天津私自盖起的一所出租游艺场。整个庭园占地约20亩，环境幽雅，设置别致。庭园中央筑有一幢八角八底的洋房，在二楼平台的左右侧，都筑有相对称的角楼。八角楼前有片开阔地，两端修有八角飞檐的亭榭。亭前置有圆形的石桌石凳，是供游人稍息闲坐的地方。园主人张彪得知溥仪到了天津，就主动让出这所游艺场给溥仪居住。张彪不但不收房租，为了表示对清室的忠心，年过七旬的张彪还坚持每天清晨起来打扫院子。溥仪为感激这位前清老将，特将这个地方取名为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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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的末路（2）

就在溥仪住进张园不久，他的父亲带领着载涛、载洵、溥杰、溥佳以及溥仪的四个妹妹也从北京迁居于天津，开始过起了声色犬马、挥霍无度的寓公生活。

由于溥仪的生活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