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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那支大低音贝司，所以我注意的是马龙的脚步，再说因为马龙只比我大一岁，我也只能跟得上他的步子。不久我就在家里包揽了大部分唱歌的活儿，并准备随哥哥们在公开场合演出了，通过练习，我们逐渐对每个小组成员的特长和短处都了如指掌，分工也便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我们家在加里的那所房子可真小，只有三个房间，可那时它在我们眼里似乎却大得很。当你那么年轻的时候，世界是那么广阔，一所小房子也像是有它自己的四倍那么大。许多年之后我们重返加里时，都惊讶的发现房子竟是那样小。我的印象中它是那么宽敞，可你从门前起迈出五步，人已经站在后门外了。那房子真是比车库大不了多少，可我们住在那儿时，它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还挺不错。年轻人看待事物的视角就是这般不同。

我只模模糊糊的记得在加里上学的那些日子。上学的第一天我大概在校门口睡着了；当时我肯定讨厌上学。我不想让妈妈离开我，这很自然，我不想到那儿去。

像别的孩子一样，一段时间以后我就适应了，并渐渐喜欢上我的老师们，尤其是女教师们了。她们对我们总是很和蔼，而且，她们都喜欢我。那些老师可真了不起；每次我从一个年级升到下一个年级，她们都会流着眼泪拥抱我，说她们是多么不愿意让我离开她们的班。我对我的老师爱得这样狂热，甚至偷出妈妈的首饰，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她们。她们非常感动，可久而久之妈妈发现了这一切，我的这种慷妈妈之慨的举动也便宣告结束了。为了证明我是多么的热爱她们和那所学校，现在我必须作些什么，以回报我得到的爱。

一年级的一天，我参加了一个全校性的演出，每个班的每个同学都得演点儿什么，于是我就跑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我们商定，我将穿着黑裤子和白衬衫演唱电影《音乐之声》中的插曲《攀上每座高山》（Climb　Every　Mountain）。在我唱完之后，礼堂里的反应真让我不知所措。掌声雷动，人们面带笑容，许多人还站了起来；我的老师一个劲儿的喊叫，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想到我让大家都感到快乐，心里真有一种奇妙都感觉。我的确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不过像每天晚上在家里一样的唱歌而已，因此我也感到一丝迷惑。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唱过来的。你只要张开嘴唱就行了。

不久爸爸推荐我们参加了能手大赛。他是一个好教练把自己的很多时间和钱都花在我们的排练上。才能是上帝赐给人的然而教会我们如何去培养这种才能的却是爸爸。我想我们生来就是干表演这一行的。我们热爱表演，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其中。每天放学后父亲就坐在屋里陪着我们练习，我们演唱给他听，他就在那儿挑刺。谁要是乱了套，谁就得挨揍，有时是皮带，有时是鞭子。父亲对我们一点儿都不含糊——那是真正的严厉。马龙什么时候都要出点儿毛病，而另一方面，我却总是因为排练之外的事情挨打。父亲总是把我弄得又伤心，又疼痛。我呢，便总想给他也来几下，结果却招来更多的打骂。我抓起鞋就向他扔去，或干脆挥动拳头乱打一气，因此我挨的打比哥哥们加在一块儿的还要多。我一还手，爸爸就气的简直要杀了我，要么就把我撕成两半。妈妈告诉我，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爱还手，这我不记得了，但我还能想起为了躲父亲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把他气得发疯。我们之间就是这么一种乱七八糟的关系。

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就只是练习；我们老是练习。有时候，半夜三更了，我们才有时间做游戏或玩我们的玩具。我们玩“捉迷藏”，“逮人”，或者跳绳什么的，也只有这些可玩儿。我们有多一半工夫花在了工作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爸爸快回家的时候，我和哥哥们就赶紧跑回家去，因为如果他发现我们没有按时开始排练，那麻烦可大了。

尽管有这一切，妈妈还是全力支持我们的。是她第一个发现了我们的才能，并继续帮我们发掘潜力。无法想象，要是没有她的爱和完美的幽默感，我们怎么能做到眼前这一切。她因为担心我们受不了沉重的压力和长时间的排练而忧心忡忡，而我们呢，则一心想发挥最好的水平，因为我们确实热爱音乐。

在加里，音乐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有自己的广播电台和夜总会，想在那儿一显身手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每星期六下午，爸爸给我们排练完，就去看当地的演出，甚至一路驱车去芝加哥看节目。他总是在留意那些能使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断走下去的东西。他一回家就和我们讲他的见闻，讲什么人在演出什么节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