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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小姐妹贵琴说：“姐姐，我的纽扣做好了，请帮我看看，好吗？”贵琴在厂里做纽扣好几年了，可以说是行家了。贵琴勉强笑了一下，接过筛子拨动里面的纽扣。她一边拨动，一边不停地说着，邻座的女孩不断地向我看。她们说的是温州话我不太懂，但我从她们异样的目光里知道我做的不好。一会儿，我听见她叫师姐与另外一个女孩的名字，不知说什么，似乎很大的怨言。果然，师姐说：“我也不知道她做的那么不好……”那个女孩也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你做的不好，会扣钱的。”“我……”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又急又愧，汗水一个劲地往下淌。正在这时，贵琴嘴里嘟囔着，把筛子重重地放在我桌上，埋头做起她自己的纽扣。师姐说：“她说一会儿再给你看，有好多要不得，老板会批评的。”我的泪珠滚落下来：“那怎么办？我抠下来，重新做，好吗？”“不知道。”师姐也开始忙起手中的活儿。

我呆呆地站着，手足无措。女伴们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师姐，那目光我懂，我怎能不懂呢？同样是四川来的乡下妹子，师姐心灵手巧，我却笨手笨脚。其实，我又有什么可以清高的，只不过会写几句诗而已，除此之外，一窍不通……

后来，我茫然地坐在凳子上，透过朦胧的泪眼看着纽扣上晶亮的缀子，看啊看啊，我也不知道要看出什么名堂来，痴痴呆呆的。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把废的纽扣找出来，用剪刀一个一个往下雕，机械地木然地活动着。没有人对我说什么，也没有关切的目光投射过来，我静静地雕着，没有目的，不知道结果。

大概是快要下班时，我听见师姐说：“贵琴，你帮她看一看吧，明天我帮你做。”于是，贵琴走了过来，从我桌子上拿过筛子：“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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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四月底，我来到温州和师姐在黎明东路一家纽扣厂上班。

我是怀着一种宁静的重新开始生活的心绪投入故乡的怀抱的。我告诉父母我不走了，就在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自学。我请求父亲给我买一台录音机，我要让父母有一天为我自豪！最初，父母也没有说什么，我也自然而然地随父母上山劳动。但不久，我就感到有些不对劲了。起初，只是乡邻别有深意地问：“菊花，你什么时候走？”“菊花，你不走了？听说你在外面干大事赚了很多钱呢！怎么还想回到这穷山沟？”后来，妈妈也开始唠叨了：“你真的不出去了？你不知道外面的人说得有多难听！她们说，你那么有出息最后还不是回到农村！以后我们还有脸见人吗？”我觉得妈妈这最后一句话才是最重要的，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又有谁知道我心中的苦？又有谁怜我的弱与孤？其实，我对于回家一直是恐惧的，我也从内心里知道我根本不适合这农村，这个家的。还记得出走后第一次返家，妈妈开口说的几句话：“我们才没有找你呢！你是不是拿了家里三十元钱？”“你千万别和别人乱说！我们都说你去西藏找你八叔了，你在上大学呢！”也许就是为了维护父母的虚荣心，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自尊，我才活得这样苦、这样累吧！我不得不在心里盘算远走异乡。恰巧这时，那个同在海灯武馆学武术的师姐从温州来信了，我打叠起千般惆怅、万种哀愁，以一幅女强人的姿态步出家门，又开始了漂泊流浪的生活。

纽扣厂是“女儿国”。称它为“女儿国”，是因为这里全是清一色的女性，任何男士不得擅自出入。即使是某女的老公有要事相商，也只能一声高一声地在楼下呼叫。

这是一个特殊的王国。

每天你不用花费一分钱，便可以看到一场大型的时装表演。夏季更是斑斓多彩，光是裙子就令你眼花缭乱。女伴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二十多岁的只象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三、四十岁的看起来刚二十出头，根本无法辨认是“小姐”还是“太太”！女伴们的衣服几乎是一天一换，一个比一个讲究、漂亮，仿佛赶会似的，唯恐别人胜过自己。有意思的是如果一人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其他姐妹道一声“好看些”，于是，最多隔两天，你便会看到着同样衣衫的一群光彩照人的女郎……

如果遇到女伴们情绪高涨，你还会欣赏到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

一个唱“爱的奉献”，一个唱“十五的月亮”；有人在唱“心声”，有人在哼“让我们荡起双桨……”往往唱到一半，大家来个大合唱，声音清脆圆润，不亚于中央歌舞团的女声小合唱。师姐是歌唱的能手，那声儿，那调儿，简直是绝了。有几次我们鼓动她去报考音乐学院或者去舞厅伴唱，都被她婉言谢绝。她说了：“姐妹们喜欢我的歌，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