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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忏悔录》供给我们许多人情世故，可以由此知道古今中西之人心原是一样，这已值得一读了。况且有许多奇事逸致，非在18　世纪的法兰西不能得到，更使读者得了无穷的宝藏。”（张竞生：《〈卢骚忏悔录〉第三版序》）不妨借用此视角，来谈论张竞生惊涛骇浪、起伏不定的一生——你会惊叹，此人怎么经常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大人物”或“关键时刻”擦身而过？这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成功人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

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为张竞生写传，就不该局限于传主生平，而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更何况，张竞生本人已撰有《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等，若跳不出此窠臼，很容易被传主的自述所覆盖。好在本书作者张培忠君深知其中奥秘，为撰写此书投入了大量精力（所谓“念兹在兹近三十年，积累考证近二十年，研究写作近十年”，参见本书后记），广收博采，兼及作家的揣摩、学者的考证，以及尽可能详尽的田野调查，故此书多有可观之处。

如此评传，我能先睹为快，实为幸事。我与作者一样，都是潮州人，对于张竞生这位先贤早有耳闻，只是囿于成见，不曾给予必要的关注。直到应邀写序，阅读了大量张竞生著译，对这位前北大教授的印象方才大为改观。可惜的是，深入的专题探究，既无法仓促完成，即便完成，也不适合作为评传的序言，只能留待日后单独发表。

2008　年7　月20　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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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本色（1）

“五四”前后的北大，是学术研究的重镇，革命思潮的中心，还是传播马列的前驱。置身在这个大时代的漩涡中，张竞生不是只满足于当一个“两脚书橱”，也不是随波逐流与世沉浮，作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他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也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

从讲授《普遍的逻辑》开始，张竞生逐渐成了北大红楼授权圈里引人注目的角色。1918年夏天，沙滩的四层红楼落成，北大文科和图书馆迁入新址办公，新的图书馆开辟了六门阅览室，21间藏书库，整整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大量购买新书好书，亲自制订借阅、阅览制度，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的场所，也成为文科教授互相交流、新旧人物角力交锋的地方。

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张竞生上完课后，必来这里盘桓一番，看看又来了些什么新书，或者有哪些书需要请图书馆购买的；更多的时候则是与李大钊就当前的时局或者正在研究的问题展开讨论和切磋。

张竞生与李大钊可谓一见如故。刚到北大任教不久，张竞生为了备好“孔德学说研究”这门功课，到图书馆寻找孔德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和相关资料。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张竞生读到了李大钊刚刚发表在该刊的文章《自由与秩序》，作者指出：“社会的学说的用处，就在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权限问题。凡不能就此问题为圆满的解决者，不足称为社会的学说。”“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在中国对这门学问进行研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没想到这位图书馆主任对社会学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张竞生由读文而想见其人，遂到隔壁主任室与李大钊认识、攀谈。

初次见面，互道久仰。李大钊穿着一套普通的布长衣，中等身材，体魄强壮，给人一种踏实诚恳的感觉。张竞生对李大钊在这么短的篇幅中把自由与秩序这个社会学的大问题阐述得如此透彻表示佩服，李大钊谦和地笑了笑，称那只是一篇不值一提的小文章而已。

由一篇短文说开去，两人竟然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话题。他们在留学时代都关注过人的精神解放与自由问题，都曾专门研究过社会学问题，也曾专门研究过妇女问题。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第一次阅读了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初步认识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而张竞生在法国里昂大学做博士论文时，曾深入研究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其基本思想是社会不平等及人对人的剥削，都与私有制有关。这种共同的话语基础使两人越谈兴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