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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时候学过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今天，知识其实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在很多情况下实际是一种暴力。现代社会以传播知识的形式在传播权力的触角。

比如说，我们这种讲座的形式，其实仍然是一种权力的模式。古代孔夫子讲课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孔夫子跟学生席地而坐，讲累了，到河边游泳，然后上来继续讲，大家随便坐。这就是古代的大学。从一百多年前开始，我们引入了西方的这种上课模式，大家一排排坐好。实际上是被统治的模式，一个人在前面，用一块黑板突出他的地位，然后他在上面讲这个讲那个。不管怎么样抵触他，你必然受他一定的影响。这就是一种权力。

还有我们看戏看电影的方式全部改变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戏园子是大家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围在那里嗑瓜子喝茶，演员你唱你的，我爱听不听。后来，我们变成了西方那样一排排坐好的模式，座位都编了号，不能乱坐，坐好了不许说话。电影一开始，啪，把灯一关，在一大黑屋子里老老实实地静静地看。这就是监控和塑造一个模式的国民的最好方法。从电影院里出来，大家都受着一样的潜移默化，一场一场……现代国民是这么被塑造出来的。所以，大家都有一样的意识形态。当我们说谁有病的时候，大家都赞同，说：对，他有病。“有病”就是这样被描绘出来的。大家看过曹禺先生的《雷雨》没有？《雷雨》中周朴园说他的妻子蘩漪有病。当然她其实没有病，她只不过是有一腔想反抗的怒火，她是一个受了五四影响的、要求个性解放的这样一个年青妇女。周朴园虽然也知道她没病，但是他就说她有病。当他说她有病之后，他就获得了处治她的合法性。所以有一场很精彩的戏是周朴园逼她喝药，而且还逼着大儿子周萍跪着求她喝药。说：给你的母亲跪下！那一场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很具有爆发性。

福柯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很多真理。比如说，病、病的名字都是被规定的。医生说得了什么病，他就患了什么病。也###天他换个医院，大夫又说你其实得的不是那“病”，又变成另外一个“病”了。这个大夫说你是猩红热，使人急得要死，马上准备后事了，又来了一个大夫说其实不是猩红热，就是出疹子。医学把人分为健康人和病人。现在又出现了所谓亚健康人。值得思考的是：到底是科学上有了新发现还是社会的需要呢？其实，人还有原来的人；但是名目为什么会增加？名目增加之后改变了这个社会什么，给这个社会增加了什么？因为有了亚健康人的说法，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就增加了无数针对“亚健康人”的广告。大多数人都被描绘成了亚健康人，说你需要补什么，你需要吃什么，于是就刺激了消费。所以说，医学又是商业。

根据福柯的观点，我们整个社会其实就是一所大医院。就看你怎么叙述，根据一定的叙述，我们都可以被当作病人。换一种叙述，我们就都是健康人。从这个角度看，文学工作者是干什么的？也是看病的。我们的工作也是看病。只不过不是直接看肉体上的“病”，我们也是研究“人”的，是看人的精神上的“病”。“病”这个词是从医学这儿剽窃来的，但使用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研究人的“病”、作品的“病”、文化的“病”。谁有病，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为什么作家很讨厌批评家？人家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写了一篇小说，我们一看就说有这个病那个病，这儿写的不好那儿写的不好。北大的一个老师对我说：孔庆东，以后咱们是上不了天堂的，因为咱们平常太缺德了，老说人家有这个病那个病，人家的病都是咱们说出来的。人的病、人的性格的特点、标准、毛病都是由我们来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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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医学不是一个学科，它是文化，它是政治（3）

所以，我常在业内说：要对我们每个人的专业有反省，对自己的专业不可太相信。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真理在手。我们今天好多人都批评文革时候的红卫兵，红卫兵就以为真理在胸旗在手，就可以去审判别人。其实，今天有很多很多跟红卫兵的思维逻辑一样的人。他在用他所批判的红卫兵的逻辑去批判别人。比如，有的人要求文革过来的人都要忏悔，他认为从文革过来的人都不干净。我说，你这个想法不恰恰就是“红卫兵”吗？你凭什么让人家忏悔呀，就好像当年的红卫兵要求地主的儿子都忏悔是一样的呀，你犯的是和当年红卫兵一样的毛病呀。一个人认为民主就是好的，专制就是不好的。所以他就站在好的一面，批判他认为不好的一面。这个标准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就那么理直气壮地我行我素。

可见，要超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