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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如刘镇华、黄绍竑、熊式辉、吴鼎昌、张公权、陈仪、沈鸿烈等，外以‘大公报’为喉舌，内奉黄膺白、张岳军为领袖。再加以执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为‘经济基础’。政学系便呼之欲出了。黄埔简直成了‘晚辈’；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这些政学系新分子中，除畅卿本人以及膺白、岳军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说与老政学系都风马牛不相及。黄膺白虽还做过政学系的上司；张岳军以前只不过替政学系跑跑腿罢了，而黄氏此时疾病床褥，甚少露面。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俨然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严子陵。而张氏则为人圆通，自求多福，不干众怒。所以此时事实上的领袖，则是杨永泰。不幸畅卿长于知人；却拙于自知。他不知无论CC和黄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样地不逮于他，而这批广州出来的却究竟是时代的产儿；是在‘革命’气氛下长大的。而他自己却原是‘北洋’政客。国民党此时至少尚未腐化到‘北洋’的程度。打绑腿、扎皮带的朋友，究竟比抽鸦片、抱小老婆要有朝气些。畅卿本人就是娶有两个小老婆的人，而他所援引的‘群众’和‘干部’也难免是和他一样的‘旧官僚’。畅卿的见识还看不到旧酒装在新瓶内并不能变成新酒。他为着要和CC争地方政权，因而也组织了干部企图包办省级地方政权中的‘民政厅’。不特此也，他还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连江苏主席陈果夫下面的民政厅他也要侵占。结果闹出了大笑话。杨系新厅长因为私生活发生问题，而招致政敌的反击。

但是政学系诸公并不因此自省，他们反图运用新的权术来打击政敌。他们知道，大家的利禄都以一人的喜怒为依归，则就从这一人的‘喜’、‘怒’的根本做起才是最有效的。据说在一次党内大会的投票中，政学系党员的票并没有投向‘领袖’，相反的却投向政敌。结果他们政敌的首领的选票竟多于全党领袖的票。这一毒计竟使本性多疑的‘领袖’，对政学系的政敌采取抑制的措施；政学系这一杀手鐗，真的几乎连‘党’也抢过来了。

殊不知这位‘小有才’的杨畅卿，终不明‘君子之大道也’。他自恃不凡，却不知有黄雀在后。人家既然对首义功臣尚不惜作走狗之烹，他又何独爱于杨某。畅卿得意忘形，而不能终其天年，又岂是偶然的事呢？

（十）

杨氏死后，新的政学系还未组成便胎死腹中了。未几聪明的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也‘发了疯病’去职。能以足加天子之腹的严子陵也死了，因而再无人敢冒大不韪来重组政学系了。

所幸国民党对它的政策上所谓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自始至终，只有一半的诚意。他底领袖真在搞‘党外无党’；但却拚命地在党内制造派系，使之斗争，以便分化统治。因而不论CC或黄埔，对‘领袖’是如何地歌功颂德，但一提到‘蒋先生顽弄派系的手法，他们也恨不得咬他一口。政学系的残余因而也在‘蒋先生顽弄派系的手法’之下幸存了，而成为一些受CC黄埔所排挤的高级官员和军人的避难所。由于他们自始至终未形成一个具体的组织，因而也独得天眷，成为蒋氏对压制尾大不掉的强有力派系的王牌！

抗战接近胜利时，民主竞选之风大盛，政学系一批领袖们，顾影自怜，自认为民主政治家，却没有选民。他们又想步着先烈杨畅卿的血迹前进，来正式组织政团。默认的成员之外，他们甚至考虑到拉久与该系不睦的吴国桢、王雪艇（世杰）两君入党来增加声势。不过政学系毕竟是国民党中最聪明圆通的一群政客的无形团体。抗战胜利后最甜的两大胜利果实东北和台湾都以为他们所独占，不久张岳军又作了行政院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再要组党，难道还想做皇帝不成？聪明政客们，便再也不想作民主政治家了。

这便是所谓‘政学系’的一笔烂帐。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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