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3/4 页)

生活程序，人类繁殖（即皮埃尔？布尔迪所指的那个意义）就是这些程序的自然结果，这些程序虽然在操作中是确定的，但不应该妨碍个人以各种方式服从或反叛的自由。

由于移民，古代乡村地区曾经一度盛行的近亲结婚在19世纪减少了，但即使是那些移民仍然受家庭约束。19世纪早期，阿韦尔格纳和利穆赞在巴黎与乡村之间定期来回往返，他们在城市里同居，却在乡下结婚。马丁？纳多也是这样，他在乡下结婚一部分是因为个人吸引力（一个眼神就足以使他的未婚妻着迷），一部分是因为他必须小心谨慎地服从父亲的意愿。

因为比女人有更大的灵活性，男人可能是放松限制最大的受益者，这个假设被马丹？塞加朗对厄尔省弗雷维地区的研究所证明（参见下表）。

弗雷维地区本地居民之间的结婚情况（％）

时间 男人 女人

1753～1802年

1853～1902年

早在19世纪70年代，城市中的社交活动便逐渐增多，无数人口统计学研究（如甘冈、波尔多、里昂、默朗、巴黎和其他地区）显示，与其他城市的人结婚的比例在稳步增加。很快，城市社区变成了一座乡村。在19世纪的贝尔维尔，“男人和女人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内相遇并结婚”，不拘礼节的亲密代替了社交生活，传送眼神、互相交谈和打情骂俏打破了旧式礼仪。

同族婚配的比例在各地都很高。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婚姻是由家庭及团体利益支配的，其中所遵循的规则便是同族婚配，如鲁昂从事棉花贸易的新教实业家族合在一起，简直可以组成一支具有同族血源的芭蕾舞团。在简瓦丹，婚姻要遵循严格的规则，意在保持各方利益的平衡；财产、嫁妆和女人的分配要定期实行。将来要继承遗产的儿子与年纪较小的女儿结婚，而带有嫁妆的姐姐则与小儿子结婚。

工人也要遵循这种交换原则。在里昂地区，玻璃厂、绸带厂和金属制造厂的工人都在各自圈子内寻找结婚对象，结婚时邀请的也是同行人士。工作与私人生活互相影响，与职业、家庭及地区紧密相连。这种“同族婚配”制在圣夏蒙的绸带工、吉沃尔的玻璃工以及巴黎圣昂多那的木匠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技术和激进的政治传统都是代代相传的。

在社会流动性不大的团体中，人们对等级上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玛丽是一个19岁的手套工，来自上维埃特省的圣朱尼昂，她的住所对面住着表哥，一个割羊皮的皮革工，这在手套制造业中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技术。据一个研究玛丽家庭的学者称，在这两位年轻人当中“根本没有浪漫”可言，“因为在工人的等级中，玛丽要比她表哥低上许多，根本不可能考虑婚姻”。

这些人对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嫁妆非常敏感。勤劳的仆人和工人对于能够当上妻子感到非常自豪，而像来自里昂的诺贝尔？特律甘这样的年轻工人，则省下钱来支付账务或者用来做生意。女人在下层阶级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储蓄机构。

1828年，《争论报》报道了一件因感情而引发的犯罪。一个年仅19岁、来自裁缝家庭的女工被一个20岁的工人追求，他送她回家，“拉着我的胳膊”，要她的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她父母开了个会，认为这个年轻人既不真诚，也不能干，因而不能娶他们的女儿。她父亲不喜欢年轻人的长相，“他长得不像一个裁缝。”女孩后来作证说，“从外表来看，我认为我挺喜欢他的，但既然我父亲反对这件事，我就拒绝了他。”遭到拒绝后，年轻人怒火中烧，他的愿望被这个家庭钢铁一般的意志阻挡了。许多19世纪的犯罪案例都是因为不可能的爱情而引发的。

婚姻与家庭（3）

对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来说，合适的婚姻可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婚姻便成了一件需要战略谋划的事情。同族婚配在工人当中不太明显，他们都寻求与他们地位之上的人结婚。例如，邮差不愿与同事结婚，因为他们在梦想找一个不必工作的妻子。许多女邮差终身未婚，因为她们反过来也不愿与体力工人结婚。对于妇女来说，独立的代价通常就是孤独；而对于一个正在向上爬的男人来说，金钱并不比女人的阶级、声望、家庭主妇的资质甚至美貌更重要。夏尔？波瓦利被爱玛所吸引，因为她打着一把阳伞、皮肤白皙，而且像一个“城市小姐”，受过“良好教育”。他很有钱，能够给漂亮妻子雇一个女佣，以免除她的家务之苦。

婚姻是由亲戚（比如做媒的姑妈）、朋友、牧师和其他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