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家事务所、每一个人才的价值的人，如果自称是共和主义者，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让他们离开这片自由的土地，因为人们很快就会认清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不洁的血液会弄脏这片纯洁的土地。”总而言之，用革命的观点来看，政治就是卢梭主义。完美的公众生活需要完全没有私心。不可能通过政党和利益集团来调节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但希望个人能实现反映外部国家革命的内在的私人革命。后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私人生活被政治化了，公众的威胁几乎要吞没掉私人的部分。按里昂革命主义者的说法：“共和只欢迎那些自由民。”

在公众侵入到私人空间的事例中，最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从1789年的法国议会开始，服饰就被注入了政治意义。米什莱是这样描述第三阶级和贵族间的差异的，他形容第三阶级代表是“一群穿着黑衣服，衣着朴素的人；而贵族代表是一小群衣着光鲜的人，他们戴着有羽饰的帽子，衣服上有花边和金饰”。按英国人约翰？穆尔的说法，这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衣着平实或者略显寒酸就会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

1790年，时尚杂志是以“宪法的服装”来描写妇女的衣着的。而到了1792年，这就成了“代表平等的全套服装，包括在共和国妇女中非常流行的帽子”。按1790年《流行与欣赏》杂志的说法，在1790年，贵族们都穿着全国流行的颜色，“爱国的妇女穿着高贵的蓝色衣服，戴着*绒的帽子，上面还有缎带和三色的帽章。最初，男士的服装样式并不是十分精确，但很快也形成了一个严格的记号体系。它以公众化的方式来表现私人特征。可以从鄙视戴帽章这一点认出温和派和贵族来。1792年以后，红色的自由之帽、卡曼纽拉短茄克和宽松的裤子成了共和主义者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情感。”

从1793年开始，服装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就更多了，以致国民会议不得不重申“装束的自由”。这个法规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因为“没有人会强迫其他人按特别的方式来穿着……冒着被认为是个罪犯的危险”。国家国民会议的决定表明，法令是直接反对那些妇女俱乐部的。那些俱乐部的女会员都戴红色的自由帽，并强迫其他妇女也学她们的样子。按代表们的意见，在革命最激进的时刻，也就是在非基督化的时期，服装的政治化对于推翻已经确定的两性秩序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法布尔？德格朗林把自由帽与妇女男性化联系在一起：“现在她们要的是红色的自由帽，但她们不会满足于此的，很快她们就会要求带手枪的腰带。”在等待领救济的队伍中，武装起来的妇女就更加危险了，更糟糕的是，她们还开始组建俱乐部。德格朗林接着警告说，“这些俱乐部不是由家庭中的母亲、女儿和姐妹们组成的，而是由女冒险家、中世纪的骑士、解放的妇女和女战士组成的。”代表们的掌声表示他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第二天，代表们就投票反对所有的妇女俱乐部，因为这些俱乐部推翻了“自然”秩序，也就是说它们把妇女从她们专有的家庭身份中“解放”了出来。为了回应市政厅的女代表，两个星期之后肖梅特疾呼道：“妇女们不去虔诚地干好她们的家务和照顾好孩子的童床，而是到公众场所去，在画廊和议会的围栏内发表长篇大论，这得体吗？”根据最激进的雅各宾派的领袖们的意见，妇女是与私人生活相联系的，她们以妇女的身份活跃在公众领域是被大多数男性所反对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4）

尽管，国会会议明确表示支持个人有选择着装的权利，但整个国家在此问题上已越陷越深。自1792年7月5日起，法律规定所有的男性必须戴三色帽，而且自1793年起，不论性别，全体法国公民都必须戴它。1794年5月，国会要求艺术家代表大卫发表他对改进国服的观点和建议，他提供了八个草案图纸，其中包括两套市民制服。他所提出的市民制服与官员制服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种服装都包括带束腰的开襟短上衣、紧身长袜、短靴或者鞋、无边女帽以及一件半长斗篷。这种服装，既代表了复古和文艺复兴，又有戏剧主题。但是实际上，只有大卫的年轻顾客才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市民服装。然而，来自广受欢迎的共和国艺术协会的市民服装的创意表明，人们希望消除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线。不管是不是士兵，所有的市民都将穿着制服。艺术协会的艺术家坚持认为目前的服装式样与自由民的身份极不相称。他们认为如果个性已经被革命化了，那么服装也需要彻底的革新。如果服装上还存在着社会差异，那么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