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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满足感的生动写照。小妹妹的形象在20世纪早期的反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年长的哥哥成为父亲和丈夫的代理人，充当着妹妹的引路人和教导者。对于饱受身份危机之苦的男性来说，将自己想象成模范可以使自己恢复信心和勇气。

体贴的姐姐将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小弟弟的教育和进步之中。欧内斯特？勒南对他的姐姐昂里埃特非常感激，在其心目中姐姐的形象是理想化的。昂里埃特1811年出生在特雷吉埃，比欧内斯特大12岁，从童年早期就开始对勒南实施极权管制。作为一位教师，她在布列塔尼、巴黎甚至波兰工作过，为了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家庭当中，她数次拒绝了结婚的建议。她的积蓄使欧内斯特能够从事自己的学业和研究。1850年，姐弟俩一起在巴黎持家度日。“她对我的工作满怀期望，这种期望甚至是极端化的。晚上，她在我身边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屏息静气唯恐打扰了我的工作。但是她希望看到我，因此将我们俩卧室隔开的门始终是敞开着的。”昂里埃特对她的弟弟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对我来说，她是一个无可替代的秘书。她将我所有的著作都抄写复制，并深入其中，其程度足以使我依赖她作为我个人思想的活生生的索引。”尽管她自己也建议弟弟该结婚了，但当欧内斯特开始恋爱时麻烦还是来了。“当她告诉我，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合的时刻就是她离开的时刻时，我浑身的血液都冷了。”

在欧内斯特结婚后，昂里埃特将她的情感需要转移到了她的小外甥阿里身上来。勒南写道：“她身上充盈着的母爱在这里得到了释放。”他还以一个伟大男人非刻意的超然写到了姐姐和妻子间不可思议的关系：“她们每个人在我身边都有单独的位置，既没有分享也没有排斥。”然而，昂里埃特再也无法重新获得那种单独与弟弟在一起时的完美幸福感，直到她满怀热情地陪同弟弟前往叙利亚，但在那里她却迎来了死神。欧内斯特写道：“那一年，实际上是她一生中唯一在没有泪水相伴下度过的一年，也是她唯一的奖赏。”

大家庭（1）

以父母和孩子为核心向外发散，形成的是血族关系的网络，其规模程度依家庭类型、住宅特性、移民和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但在19世纪，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实体形式，即便是在下层阶级中也是如此。与大家庭成员共进周日晚餐是一项惯例，在工人中尤其盛行。

在农村地区，祖父母长久以来一直是与他们的孩子和孙辈们同住的，尽管当祖父母不能再工作时这种安排会变得问题丛生。在城市中，这种情形不那么普遍，因为公寓住房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不过有时孩子们会临时性地向年迈的父母提供住宿。工人们通常会与先辈们保持着联系，尤其是母亲家族这一方。年幼的孩子经常会被托付给长辈照看，而孩子们也会照顾年老的父母。但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这种牢固的关系在逐渐弱化，被孩子们抛弃的父母在救济院中面临着死亡的恐惧。因此，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老龄问题都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在热沃当，老年人只能不定期地得到食物救济，忧郁的他们更希望能有一种体制来维护他们的生活权益。

在挣工资的人群中，要求退休后获得养老金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公共部门，他们的要求甚至被呈递给当局。1907年，救济院里的人给内政大臣写信：“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生活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像其他那些受到国家保护、未来有国家养老基金作保证的职业群体一样享受同等的好处？”法国总工会拒绝通过1910年的退休法案，更大程度上是立法缺陷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对得到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论调的对抗。老龄成为了一种“风险”，人们希望能够确保自己抵抗这种风险的愿望就如同希望自己能抵抗疾病或事故一样，这样的事实既表明了家庭内部团结的弱化，也表明了对人类生命跨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根据乔治？桑德的祖母的说法，这种对老龄的意识是由大革命引发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主要变化。

祖父母参与到他们孙辈的生活中的程度要依距离而定。传统意义的教育责任被解除了，祖父母们可以纵容孙辈，成为爱玩儿的祖父、祖母，和孩子们一起享受乐趣。但有时他们也会替代那些生病或残疾或因某种原因必须出国的父母的位置，行使他们的职权。亨利？贝里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他是由祖父盖农抚养大的。奥罗尔？迪潘是由像父亲一般的祖母进行教育的。埃利谢？莱克鲁斯直到8岁时还是由像父亲一般的祖父母照看，他们对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