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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失败、是他的理想的不完美的实现。为了继续努力，追求他那“尽善尽美的梦”，他需要希望，也需要不满足。如果说失败可能把人逼至绝望，成功也可能使人丧失目的。“一本书就足以使人丧失目的，不论你涂了多少字。一本完美的书，就是你要的一只瓮或一个形体。”

他曾写信给马尔科姆·考利说：“作为个人，（我）希望从历史中除名、取消。”

他要自己的著作成为他的生命留下的唯一痕迹。这些话既表示希望隐姓埋名，又暗示他同艺术的关系。他认为，真正的他是以不同方式、既朦胧又明确地表现在虚构小说中的自己。在这层不寻常的意义上，他的小说带有深刻的自传性质。他的一个兄弟曾经写道：“我看从来没有人像比尔那样把自己和著作等同起来……有时简直分辨不出哪一个是比尔，是他本人，哪一个是小说中人。然而，你确知二者是同一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福克纳知道，人物、“那些阴影般、但是栩栩如生的形体”正是探索、投射和表现他的公开生活和私生活的媒体。至少有过一次，他动情地问，究竟是他“创造了小说中的世界，还是小说中的世界创造了我”。

间接的媒体和间接的表现，同不完美的成功一样，意味局部的完成，包含几种涵义。福克纳需要从侧面写凯蒂，需要把这部小说称作一系列半途而废的不完美的行动，使它同整个复合体挂钧。他介绍《喧哗与骚动》时说的话，一半是对认识论的赞美，一半是承认美是难得的；值得一睹、值得认识、值得一写的东西决不能直接或充分地让人见、识、写。但是，强调间接和不完美也是一种策略，籍以走近禁区、说禁说的话和做危险的事。对埃尔默·霍奇来说，他的姐妹佐爱蒂和她身后的“朦胧的女人、朦胧的母亲”就是“他思想深处的朦胧的形体”，是他既害怕又渴求的一切东西的核心。由于“做那唯一能令人满足的行为”不仅有危险而且遭禁止，因此既不能成为他的目的，又必须成为他的目的。埃尔默的生活和艺术成了粗陋的模拟手段。《喧哗与骚动》则相反，不仅是揭露的艺术也是隐藏的艺术，是延宕、回避和取消的艺术，特别在涉及凯蒂之处。予以她表现机会的作品同时也予以她庇荫、甚至私密性。福克纳认为从侧面写不仅更富激情，还给他更广阔的天地。对他来说，欲念和犹豫几乎触及一切，使他的想象既是影射又如幻觉，使他的艺术突出地成为推论和猜测的艺术。

在《坟墓里的旗帜》中，福克纳巧妙地掌握素材，加以拆开重建。在《喧哗与骚动》中，他掌握童年时期的痛苦和遭窒息的爱、童年的失落和空缺、遭禁止的欲望和需要。在《喧哗与骚动》中看到的失落是由于父母的懦弱和不称职、父母的冷酷、谴责和弃绝。作者在迪尔西这个人物身上再创造他从小求得依靠的爱之港，在凯蒂身上创造了他渴求的爱之港；前者是纯粹的母性，后者是奇怪的混合。在他从未有过的姐妹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姐妹，也是母亲（她对本吉扮演母亲的角色），也是情人（禁止实现的一种可能）。小说的中心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就像福克纳写作时体会的感情一样，是“具体的、生理的也是朦胧的”。即使在走近她时，也不得不躲避她，在揭示她时不得不隐藏她。作者在凯蒂身上创造了一个与她的生活世界完全吻合的人物：她和《喧哗与骚动》一样，既是向后看和逃避的产物，又超越了向后看和逃避。

1928 年9　月，福克纳已完成《喧哗与骚动》的初稿，开始打字。满心以为自己的书“再也不会出版”，所以不打算交给出版商，他要自己装订。9　月末，收到一纸《萨托里斯》的出版合同。被利弗赖特退稿的那部小说，哈库特布雷斯公司准备出版，至少出其中的一部分。福克纳当即打点《喧哗与骚动》的初稿和未完成的打字稿，前往纽约。他有一笔预支稿费300　元可以过日子；他有莱尔·萨克森、比尔·斯普拉林和本·沃森等朋友家可以去拜访；在纽约和牛津一样可以修改和打字。

他在莱尔·萨克森的公寓里住了几天；后来自己租了一个房间，可以工作。本·沃森删改《坟墓里的旗帜》时，他修改《喧哗与骚动》。他平时修改已很认真，这部书更是全力以赴。有时朋友们一连几天看不见他的人影。

修改时，专注和深情丝毫不衰。后来说：“我干得太卖力了，甚至怀疑自己会不会把不该写的也写了进去。”这也说明他对出版萌生了希望。虽然如此，他对自己的朋友们仍说没有把握，不想再抱什么希望，免得再失望。他写信给巴玛姑姑说：“这是我读过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