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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上文提到的年广九甚至不识字）构成、身份还显得很可疑的〃企业家群体〃当作自己的模范。况且，就一般社会生活来说，杭州同合肥在当时的差别并不大。尽管史玉柱有〃史大胆〃的称号，他还是不可能放弃在政府机关的工作机会而选择去当一个个体户或者一个乡镇企业家。

而在1989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始于1984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之后的几年里开始显现效果，非公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1985年，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公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仅占30％，到199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98％。

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企业家形成的第二次浪潮。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大批体制内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转到体制之外，〃下海〃经商，从而构成这个时期企业家的主要来源。

大体来讲，这个时期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价格双轨制开始实行，价差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有专家估算，在1987年，我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这个千亿规模的价差空间给那些从机关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有能力和关系以体制内价格购入物资，以体制外价格卖出物资的人创造了完成资本积累的机会。

与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靠创办科技企业起家的。联想、四通等企业都是在这个阶段创立。

1985年以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多项政策，特别是1988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在继续鼓励和促进民办科技机构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长入经济，发展成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引导国有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大中型企业，按照民办科技机构的经营模式，用预算外资金兴办新型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与民办科技机构在经济成分上不尽相同，但却共同拥有全新的经营机制，因而一起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并进入新一轮发展高潮期。

在1991年上海开发浦东之前，广东一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地方，而紧邻香港的深圳更是重中之重。在深圳的创业气氛中熏陶了两年的史玉柱，已经很难再回到办公室里，做一个体制内的机关干部了。

关于这一点，2005年史玉柱在接受《中国新时代》采访时也承认，〃我以前在安徽省政府的统计局上班，因为觉得那种工作环境使人的想法与个性受到压抑，决定下海经商。最初的创业在深圳开始，那时的感觉特别好，从很低的起点一步步往上爬，是最快乐的时候。〃

总而言之，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第一部分　7。汉卡时代的商业逻辑（1）

汉卡时代的商业逻辑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印刷厂大量出现，自然带动了对印刷排版系统的需求。这个时候，史玉柱产品的价格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巨人在1991年到1992年间的高速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1994年，正是巨人集团的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家媒体这样描写史玉柱的下海创业：〃1989年7月，在合肥骆岗机场，一个身材高挑儿瘦削的青年人，登上了飞往深圳的麦道80飞机，这个青年人叫史玉柱，当时只有27岁。在竞争激烈的高科技领域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既没资金又没靠山的'小字辈'竟大爆冷门，创办了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

这段描述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社会对史玉柱和巨人集团的看法。在史玉柱之前，国内出现的科技型企业大多是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建立的，比如联想和方正。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高校和科研院所理所当然拥有强大的研发力量，他们开发出高科技产品，丝毫不足为奇。

但史玉柱不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通过接受教育和对技术的热爱而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并因此获得成功，创办了自己的集团公司，这简直就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标准样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会认同媒体给史玉柱加封的〃中国的比尔·盖茨〃头衔，而他的创业史，也在一遍一遍的传播之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创业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