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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政党接过话茬，说：“葛隐骞女士提到董宪章很有本事，我认为是一种奉承，是场面上说的话。前几天去拜访我的导师，他老人家笑我是‘洋人’，我说我是‘养人’和‘羊人’。我在拉美的时候听过了这么一回事，有一只美洲虎在公园里圈养久了，便想逃离，终于有一天冲出笼子，躲过了搜寻的部队，来到了无人发现的地方，美洲虎溜达游荡，自由极了，可是时间久了，肚子会饿，在这旷无人烟的地方那里觅食？一天可以，二天可以，三天以后等死，想来想去还是公园里好，有人喂食，供人看一下又何妨，得出个结论是要尊严就没肉吃，要肉就没尊严。这美洲虎想回公园，终因体力不行，饿死在荒野。自己的肉还会被其他动物分食干净。我吕政党，我的夫人白露露、董宪章、吴光怀都是六二年生的属虎动物，凶猛一类。属虎的天性就是肉食动物。肉食动物刚吃肉还不行，还要放野，放野的结果不是被饿死就是被猎人打死　，困在笼子里供人欣赏可能还不至于那么快死亡，我就是自愿归顺的老虎，也叫‘养人’。此外，我又把自己叫作‘羊人’，羊是最驯服的，其实读书人都是属羊的，羊是靠人放养的，放养人就是你的主，你当多大的官，命运始终被人掣肘着，亡羊补牢，对羊绝不是好事情，堵了窟窿，防止了狼的侵犯，可羊长大后却难逃放养人煮食的命运。所以，我又是‘羊人’。”说到这里，大家黯然无言，吕政党概括说：“一个人的本事有多大，这只是自作多情罢了。”

吴光怀说：“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折腾时代、投机时代、兑现时代，我认为最确切的叫法是契约时代。契约化的时代不期而至。人的一生，职业是契约的，官位是契约的，家庭是契约的，连婚姻也是契约的，有的是自已签订，有的是别人在你生下来便为你签订，尽管有的人不敢正视间或无可奈何。人和人之间，只是一张白纸黑字的契约在维系着某种情结、缘份、雇佣关系，表现为法律、道德、宗教　、巫术的驱使颐指。我们中的很多人信奉礼教，以跻身官场而区分三五不等，以附庸风雅而变得四六不痞。我年轻时接受的教育是，我们中国人的良苦用心在于认定人生下来是善的，之所以会恶，是因为经不住恶的利诱。而西方国家的人却坚定地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之所以会善，是因为接受了善的教化。相反，一旦出现秩序紊乱，我们中国人在毫无证据的‘怀疑’中先扣一顶‘嫌疑人’的帽子，假定已经犯罪，去羁押、去审讯、去逼供、去铐打，叫你求生不成求死不得，如有证据采信，那是歪打正着，实在弄错对象，放人还不行吗？说不定还会有人称呼包公转世菩萨显灵明镜高悬。就算碰上敢于较真的冤家，不过打发几个冤狱费，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西方国家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在没有证据的‘怀疑’中打死也不敢给人扣上‘嫌疑人’的帽子，只会按照司法程序，预先假定没有犯罪，只有在侦查到足以指控犯罪的证据时，通过司法程序，给人定罪。这一点避免了司法的随意。看的多了，我常常想，人的命运是由官吏操纵的，那些豪华轿车下来端坐主席台上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掌权派，光亮的服饰下是否也藏着顽症痼疾，间或红肿溃烂、流脓滴血。”

吴光怀没说完，白露露说：“看不出来，自命不凡的老夫子也有伤感的时候，谈起不熟行的司法，谈起不入道的官僚来了。我问你，你是葛隐骞的导师，还是葛隐骞是你的导师，申请重新认证。”吴光怀说：“通过与葛隐骞的接触，使我懂得了生存的意义。”白露露说：“哎呀，看不出来，葛隐骞改变了吴光怀的生活。”

葛隐骞说：“生存的意义在哪？我是说不上来。早些时候，我以一个法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目睹了一起死刑案件的执行。死囚是一个大学毕业三年的青年教师，因为一次不经意的顶撞，遭到‘威信扫地’的校长记恨，接着是全体教师对他的‘鄙视’与‘不屑’，没有人再跟他搭言。他很孤独，想方设法逃离这远隔都市的山区中学去南下打工，然而校长有言在先：‘我要让他留在手下，过上一种生不如死的日子。’没有人敢接纳这位后生，他的努力付之东流。在一个秋日的黄昏，喝下两斤白烧的后生用那把内蒙古籍大学同窗赠送的纪念刀，锋利地刺向校长的头颅，接着锋利地砍向校长的身段，顿时地上成为一堆烂肉。行刑那天，死囚被五花大绑推出看守所，押上执行囚车，头戴国徽大盖帽的武警手持冲锋枪对准死囚背部，‘砰、砰’两声脆响的弹粒蹦出之后，负罪的死魂走向不归的远途。我至今难以释怀，那是一个白皮嫩肉后生，全村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才24岁吧，就象刚出窑的粗坯，还没涂上彩釉成瓷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