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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是否在欺骗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

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那怕是晒一晒太阳也

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

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

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中的惩罚，突然给予

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决定。我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

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

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两个护士把我的手脚绑在手术台上，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迷惘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开始为摆脱

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而装病。有一次弄巧成拙，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

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

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

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

有力的手压到那里，那里就疼。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

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在了手术台上。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

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

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

的事，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

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

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然后发苦的粉沫倒进了

我嘴里，没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缩

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

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

很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

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掉，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我心想“有点红肿”是什么

意思，尽管父亲承认吃药也能够治好这“有点红肿”，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

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有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

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

虚伪的作品

一

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因此在一九八六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当有一天某个人说他在夜间看到书桌在屋内走动时，这种说法便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也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 年。在有人以要求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

一九八九年元旦的第二天，安详的史铁生坐在床上向我揭示这样一个真理：在瓶盖拧紧的药瓶里，药片是否会自动跳出来？他向我指出了经验的可怕，因为我们无法相信不揭开瓶盖药片就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