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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到墓|穴里,棺材愤怒地叫着,渐渐隐没在黑土之中。黑土上长,填平了墓|穴,隆出了地面,凸成一个馒头状的大丘。余司令掏出枪来,对着柳树上面的天,连放三响。子弹鱼贯着穿过树冠,冲掉几片细眉般的黄叶,在空中旋转着飞。三颗亮晶晶的弹壳,弹到腐臭的湾子里,一个男孩子跳下湾子,噗噗哧哧地踩着绿色的淤泥,把弹壳捡走了。任副官掏出勃郎宁手枪,断断续续地放了三枪。勃郎宁子弹出膛,打着鸡鸣般的呼哨,冲向高粱上空。余司令与任副官各提着冒烟的手枪,四目对视。任副官点点头,说:“是大英雄自风流!”然后就插枪进腰,大步往村里走去。
父亲发现余司令提着枪的手臂缓缓地举起来,枪口追踪着任副官的背影。送葬的人惊讶万分,但无人敢吱声。任副官全无知觉,昂首阔步,有条不紊,迎着齿轮般旋转的太阳,向着村子走。父亲看到手枪在余司令手里抖了一下。父亲几乎没有听到这一声枪响,它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父亲看到这粒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任副官头也不回,保持着均匀协调的步子继续前行。父亲听到从任副官那儿,传来嘬唇吹出的口哨声,曲调十分熟悉,是『高粱红了,高粱红了!』。我父亲热泪盈了眶。任副官越走越远,身影愈高大。余司令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惊天动地,子弹的飞行与枪声的飞行同时被我父亲感知。子弹打在一棵高粱颈上,高粱落地。在高粱穗子落地的缓慢行程中,又一棵子弹把它打碎。父亲恍惚觉得,任副官弯腰从路边揪了一朵金黄|色的苦菜花,放在鼻子下久久地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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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这样的纯种好汉。只可惜任副官英雄命短,他在昂首阔步,走出了大英雄八面威风之后三个月,竟在擦洗那支勃郎宁手枪时,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枪弹从左眼进去,从右耳出来,他的半边脸上沾满了钢蓝色的粉末,右耳流出了三五滴黑血,人们听到枪声扑进去,他已经歪倒在地死了。
余司令捡起任副官那支勃郎宁手枪,良久不语。
奶奶挑着一担拤饼,王文义的妻子挑着两桶绿豆汤,匆匆地往墨水河大桥赶。她们本来想斜穿高粱地,直插东南方向,但走进高粱地后,才发现挑着担子寸步难行。奶奶说:“嫂子,走直路吧,慢就是快。”
奶奶和王文义的妻子,像两只飞翔的大鸟,在非常空虚的大气里,极端充实地移动。奶奶换上了一件深红上衣,头上的黑发用梳头油抹得乌亮。王文义的妻子精悍短小,手脚利索。余司令招兵买马时,她把王文义送到我家,让奶奶帮着说情,留下王文义当游击队员。奶奶一口答应。余司令碍着奶奶的情面,就收留了王文义。余司令问王文义:“你怕死不怕?”王文义说:“怕。”他妻子说:“司令,他说怕就是不怕,日本飞机把俺的三个儿子全炸成了碎块。”王文义天生不是当兵的料,他反应迟钝,不分左右,在操场练习步伐时,不知道挨了任副官多少揍。他妻子帮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右手里握着一截高粱秆,听到右转的口令时,就往握着高粱秆的手这边转。王文义当兵后没武器,奶奶把我们家那支鸟枪给他。
她们走上弯弯曲曲的墨水河堤,顾不上看堤坡盛开着的黄花和堤外密密匝匝的血红高粱,一个劲儿地往东赶。王文义妻子受惯了苦,奶奶享惯了福。奶奶汗水淋淋,王文义妻子一滴汗珠也不出。
父亲早就跑回桥头。父亲向余司令报告,说拤饼一会就到,余司令满意地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队员们多半躺在高粱地里,对着太阳晒鼻孔。父亲闲得发闷,便转到路西边高粱地里,去看哑巴他们在干什么。哑巴精心地磨着腰刀,父亲手按着腰里的勃郎宁,站在哑巴跟前,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看到我父亲,哑巴龇牙一笑。有一个队员睡着了,打着很响的呼噜。没睡觉的人也无精打采地躺着,无人和父亲讲话。父亲又跳到公路上来,公路黄中透出白来,疲惫不堪。那四盘横断了道路的连环耙,尖锐的齿尖朝着天,父亲想它们也一定等得不耐烦了。石桥伏在水面上,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后来父亲就到河堤上坐着了。他看一会东,看一会西,看一会河中流水,看一会野鸭子。河里的景色很美,每一棵水草都活着,每一朵小小的浪花里,都隐藏着秘密。父亲看到了几堆被特别茂密的水草包围着的不知是骡子还是马的白骨。父亲又想起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了。春天时,田野里奔驰着成群的野兔子,奶奶骑着骡子,手持猎枪追逐野兔,父亲坐在骡子上,搂着奶奶的腰。骡子把野兔惊起,奶奶开枪把野兔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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