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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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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假设,都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中反复申述的“扩展的秩序”相吻合。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7)

再看看义乌小商品国际城26年前的命运悬浮。当农民丢弃农活去做批发市场的时候,吃官饭的工商人员,便根据红头文件的指示驱赶他们。双方之所以没有变成猫和鼠的天敌关系,不是因为工商人员支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出于本乡本土的同情心。至于小商品批发的合法性承认,也是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刨除少数官员“寻租”的私心,多数时候,浙江各个地市的大小官员,在改革开放中展示开明的最大动力,莫过于“造福一方”的压力。又无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只得任由他们偶尔也看不惯的私营企业像野草般疯长。尤其在GDP挂帅的时代,数字政绩使他们无论情愿与否,都得和私营企业主坐在一起,支持他们的钱途就是支持自己的仕途。

政府官员们对民主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创新,所持态度大抵上也是顺水推舟。如果情势不明朗,他们的态度则趋向于暧昧,或者否定了事。义乌的官员最初听说私营企业主捐资参选“村官”,没有表态,只是任由他们去做。瑞安首创的契约村官制度,在媒体或赞赏或质疑的嘈杂声中,被中共温州市委束之高阁。

所以,我想,浙江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所推动的私有产权入宪,乃至渗透其中的民主价值观的萌芽,从来都不是决策者的神机妙算,尽管开明的官员和政府确实对制度变迁意义非凡。

我由衷地叹服于无序的自发的扩展的秩序。以大历史的眼光观之,浙江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渐进式民主的成功,也是“扩展的秩序”的胜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么美丽地逶迤在苍穹,不矫饰,不刻意。它不是“圣人”理性的制度预设,亦非一夜变天的凤凰涅。

你瞧,先在旧体制的边缘凿个洞,让新体制温暖的亮光穿越其中,再缓缓地融解冰冻的旧体制,继而让冉冉升起的新体制取代日益崩塌的旧体制。新旧体制的交换,非但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海啸,看似稳定的政治体制,还为接下来的制度变迁,准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浙江民主为中国民主未来的意义

浙江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意义,同样可以用“蝴蝶效应理论”来阐释。

徜徉在浙江,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经常发现,浙江的民主制度设计的个案,正在被中国的其他省市复制重塑。

2004年,温州人大常委会携手温州“一报一台一网”,创造性地将人大监督融入到舆论监督之中。当漫天飞舞的舆论给予温州人大毫不保留的赞誉,福建的台江区人大联手《东南快报》,从审判职能的发挥、司法公正和效率、法官素质三个层面,评议台江区法院。公众对台江区法院的建议、批评与意见,不仅见诸报端,人大代表还将坐镇报社,倾听公众的心声。

涉及其中的《东南快报》,不经意间暗示,他们在福建场域内的创新,其实是对舆论监督温州模式的创造性的借鉴。

温岭的民主恳谈,非但被中国其他地方复制借鉴,还启发研究民主的学人去辨析,去传播,从学术途径影响当政者,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

温岭的民主恳谈,是浙江人对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改造。事先并未考虑过什么民主的台州人,在学界的说服下,将新的思想政治取名“民主恳谈会”。它在破解乡村社会紧张的干群关系这一难题上的价值,被浙江大学研究民主的学者们发现了。不过20年历史的“协商民主”的西方民主概念,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温岭现实的工具。

学界的研究影响到中央编译局这样的官方智囊机构。他们的领导人,少年时通过读书走出浙江的俞可平,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专项调研中,剖析了浙江民主恳谈的种种好处,并授予他们“创新奖”。

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说,他注意到中国的学者们开始了协商民主的研究。进而,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这篇文章发表前的2005年2月17日,全国政协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民主协商会,就调整充实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增选全国政协领导成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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