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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三年，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马，而延庆、平凉官吏军民多养马，乃奏请纳马中盐。上马一匹与盐百引，次马八十引。既而定边诸卫递增二十引。其后河州中纳者，上马二十五引，中减五引；松潘中纳者，上马三十五引，中减五引。久之，复如初制。中马之始，验马乃掣盐，既而纳银於官以市马，银入布政司，宗禄、屯粮、修边、振济展转支销，银尽而马不至，而边储亦自此告匮矣。

於是召商中淮、浙、长庐盐以纳之，令甘肃中盐者，淮盐十七，浙盐十三。淮盐惟纳米麦，浙盐兼收豌豆、青稞。因淮盐直贵，商多趋之，故令淮、浙兼中也。

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置仓於场，岁拨附近州县仓储及兑军馀米以待给，兼支钱钞，以米价为准。寻定钞数，淮、浙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海北、山东、福建、四川引二贯。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计日煎盐以赎。后设总催，多削灶户。至正统时，灶户贫困，逋逃者多，松江所负课六十馀万。

民诉於朝，命直隶巡抚周忱兼理盐课。忱条上铸铁釜、恤卤丁、选总催、严私贩四事，且请於每年正课外，带徵逋课。帝从其请。命分逋课为六，以六载毕徵。

当是时，商人有自永乐中候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乃议仿洪武中例，而加钞锭以偿之，愿守支者听。又以商人守支年久，虽减轻开中，少有上纳者，议他盐司如旧制，而淮、浙、长芦以十分为率，八分给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贮於官，曰存积，遇边警，始召商中纳。常股、存积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股者价轻，中存积者价重，然人甚苦守支，争趋存积，而常股壅矣。景帝时，边圉多故，存积增至六分。中纳边粮，兼纳谷草、秋青草，秋青草三当谷草二。

广东之盐，例不出境，商人率市守关吏，越市广西。巡抚叶盛以为任之则废法，禁之则病商，请令入米饷边，乃许出境，公私交利焉。成化初，岁灾，京储不足，召商於淮、徐、德州水次仓中盐。

旧例中盐，户部出榜召商，无径奏者。富人吕铭等托势要奏中两淮存积盐，中旨允之。户部尚书马昂不能执正，盐法之坏自此始。势豪多搀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军民因造遮洋大船，列械贩盐。乃为重法，私贩、窝隐俱论死，家属徙边卫，夹带越境者充军。然不能遏止也。十九年颇减存积之数，常股七分，而存积三分。然商人乐有见盐，报中存积者争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盐犹不能给，乃配支长庐、山东以给之。一人兼支数处，道远不及亲赴，边商辄贸引於近地富人。自是有边商、内商之分。内商之盐不能速获，边商之引又不贱售，报中寝怠，存积之滞遂与常股等。宪宗末年，阉宦窃势，奏讨淮、浙盐无算，两淮积欠至五百馀万引，商引壅滞。

至孝宗时，而买补馀盐之议兴矣。馀盐者，灶户正课外所馀之盐也。

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勤灶有馀盐送场司，二百斤为一引，给米一石。其盐召商开中，不拘资次给与。成化后，令商收买，而劝借米麦以振贫灶。至是清理两淮盐法，侍郎李嗣请令商人买余盐补官引，而免其劝借，且停各边开中，俟逋课完日，官为卖盐，三分价直，二充边储，而留其一以补商人未交盐价。由是以馀盐补充正课，而盐法一小变。

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

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馀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武宗之初，以盐法日坏，令大臣王琼、张宪等分道清理，而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鹤各令家人奏买长芦、两淮盐引。户部尚书韩文执不可，中旨许之。织造太监崔杲又奏乞长芦盐一万二千引，户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学士刘健等力争，李东阳语尤切。帝不悦。健等复疏争，乃从部议。权要开中既多，又许买馀盐，一引有用至十馀年者。正德二年始申截旧引角之令，立限追缴，而每引增纳纸价及振济米麦。引价重而课壅如故矣。

先是成化初，都御史韩雍於肇庆、梧州、清远、南雄立抽盐厂，官盐一引，抽银五分，许带馀盐四引，引抽银一钱。都御史秦许增带馀盐六引，抽银六钱。

及是增至九钱，而不复抽官引。引目积滞，私盐通行，乃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