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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后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到1913年毕业。这期间，他看到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他的老师白亚雨因领导滦州起义而壮烈牺牲。牺牲时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白亚雨为革命断头流血的壮烈事迹，深深教育了李大钊，更振奋了他献身革命的意志。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的窃国而告终，这引起了李大钊对共和国的“隐忧”和“哀痛”，为此他写下了《隐忧篇》和《大哀篇》。这时的李大钊，已经由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了，他*找到一条救民于水火的出路。

1913年冬，李大钊得到友人的资助，到日本留学。他在东京“游就馆”里，看到陈列着的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日本从我国掠夺去的物品，真是“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深深感到，我国人民只有“痛处振励”，“挽狂澜于既倒”，才能争取民族的解放。在日本，他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读了很多书，熟练地掌握日、英两种文字，也常与中国留日学生谈论国事，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并通过阅读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幸德秋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受到了较深的影响。

李大钊留日期间，国内正是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1914年，他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开始了反袁活动。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称帝的急切心理，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个秘密消息在日本报纸上一透露，我国留日学生立即群起反对，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起草通电，反对*条约。他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但是，一意孤行的袁世凯不顾人民的反对，竟于5月9日几乎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6月，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之薪胆》一文，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坚持斗争。这次爱国斗争，使李大钊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1916年4、5月间，李大钊为了反袁，为了加速袁世凯的灭亡，等到不及毕业，就回到了上海，投入国内火热的反袁斗争。

1916年6月，李大钊应友人之请到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他决心“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他认为“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晨钟》应“高撞自由之钟”，以新文化的*兴为已任。并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警句砥砺自己。但由于遭到研究系政客的百般阻挠，李大钊在《晨钟》报只干了二十二天，便被迫愤然离去。

1917年1月，李大钊应约任《甲寅日刊》，并发表一系列反军阀反封建文化的文章，对孔教的批判尤为激烈而深刻。他认为批判孔丘为代表的旧道德，“乃掊击*政治之灵魂也”，虽冒险变在所不辞。7月上旬，张勋复辟，李大钊避走上海。这时，他“淹滞沪滨”，“百感交集”，痛于过去革命的昙花一现，而自己十余年来“流离转徒”，还没有找到国家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心情十分沉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欣喜地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8年1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并接替章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的中心。他一到北大就参加《新青年》部，一面继续深入探讨早在日本时就已开始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一面更深入地投入新文化运动。7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开始阐明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伟大历史意义。11月，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而一切历史的残余～皇帝、贵族、官僚、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将被群众的革命洪流彻底摧毁。他响亮地宣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为了弥补《新青年》每期多刊长文不足，他和陈独秀特地创刊了《每周评论》，发表短文，着重时评，推动当时的政治斗争。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李大钊是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及一系列文章，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李大钊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中的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