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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了，’华伦说。”

一天晚上，三个神风队飞行员登上山顶，正好碰见这个海军飞行员，他们听说华伦驾驶过一架“海盗号”飞机。

“我当翻译，”岩竹回忆说，“神风队队员问，‘如果我击中你的机尾，你怎么办？’华伦站起来，他的身材比这些日本人都高大，他用手比划着如何将飞机翻滚着离开他们的飞机，他很急切地传授他的飞行技巧，他们谈话就像是飞行员同行而不像敌人，看得出来他们很尊敬华伦。”

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捕的美国战俘飞行员中，华伦和弗洛伊德·霍尔得到了最仁慈的待遇，他们那些被关押在日本的弟兄们，境况可就大不相同了。

比尔·康奈尔这位“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父岛的人”和查理·布朗这位在2月16日空袭东京时被击落的飞行员，关押在横滨外的大船战俘营里，大船关押了大约80名战俘，这是一个不甚牢固的三层木制结构楼房，每个单间是八英尺长、六英尺宽的小牢房。

“我们关在牢里时，只能坐在地上，”比尔说，“我们铺盖卷里的那几条棉毯子破烂不堪，根本不能取暖，整个冬天我们都在挨冻。”

每天早晨所有战俘必须由卫兵领着做健身运动，他们首先面向日本皇宫站好，向天皇鞠躬。

“第一次我没有和别人一起鞠躬，”查理回忆说，“这时身后有人对我说，‘傻瓜，边鞠躬边吐唾沫！’我鞠躬了，看到其他战俘也个个边鞠躬边啐唾沫。卫兵没有看见，因为他们也在鞠躬。”

日本人粗暴地对待所有关押的战俘，但飞行员所受的待遇又是粗暴中最粗暴的。在大船，战俘飞行员得到的食物只是分配给普通战俘的三分之二，“日本人的食品本来就极度匮乏，”查理说，“战俘给得少，我们更少”。在大船最初几天，查理喝到一碗带一条大青虫子的汤，他气得把汤泼到走廊里，“结果两个美国兵为了抢那条虫子撞了个正着，”查理告诉我，“他们待在那儿的时间比我长。那是我扔掉的最后一条虫子。”

“我们每天都聊吃的，”康奈尔回忆说，“当你每时每刻都觉得饥饿难忍时，就得靠聊吃的来打发时间。”

比尔和查理描绘他们在大船的饭食“几乎全是热水”，还有其他能弄到的大量的配料，比如黄瓜、土豆、鱼眼、大麦。“有一回，我弄到一个鸡翅，”查理回忆说，“我慢慢地嚼了好几天，这是惟一还能嚼一下的东西，我盼望着能够增加点体力的食物。我体重减少了43磅，出来时只有97磅。”

飞行员们在那六个月里从没机会洗衣服，一月洗一回澡，也只是一小碗水和一片小肥皂。在审讯中，飞行员还经常挨揍。

“他们还让我们评出哪个是好警官哪个是坏警官，”比尔告诉我，“如果我们说卫兵是坏家伙，审讯员是好人，审讯员会给我们一支香烟。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答案，卫兵就打得我们死去活来，”查理回忆说，“审讯紧张恐怖，我听说战争初期更糟糕。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就要输掉这场战争了。也许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审讯不像当初那样残暴的原因了，但也够狠的啦。”

审讯者们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些人还在美国留学工作过。飞行员奥斯卡·郎就是在大船战俘集中营体重由160磅减到118磅的小伙子，日本人让他说出以一所名牌大学命名的美军航空母舰的名称。审讯员提示他这所大学在新泽西。“我仍然记不得那名字，”奥斯卡·朗说，“审讯员极为恼怒，问我是否知道美国是否有一所叫普林斯顿的大学，然后他同我吹嘘他就是那儿毕业的。”

“并非所有卫兵都那么糟糕，”比尔·康奈尔告诉我，“我敢说大约60％的人不得不那么做，但并不高兴那样做，剩下的40％则以尽可能折磨我们为乐趣，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的孩子，年龄在16至18岁。别看他们年龄小，但都很残忍。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感到痛苦与恐惧，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刺刀刺我们，虽不会致命，但也难以忍受。”

有一次，一个日本兵看到了比尔的姓名、编号以及进入大船战俘营的日期，比尔后来回忆起那次惩罚，“这名士兵让我分开腿站在那儿，接连五次把我打翻在地，然后却说‘对不起’，又给我一支香烟。”

战俘“犯了规定”便记录在案，随后就进行每周一次的特别惩罚。查理告诉我：“他们命令我们举手靠着栏杆，用比垒球棒长的东西打我们的屁股和后腿。打到第三下，肌肉都拧成疙瘩，出现痉挛，打完后我们只能爬回牢房，那痛苦得要延续数小时才消失。”

舰载飞机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