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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冒险了,”耶西说。“我们还告诉他必须在水上降落。”于是,金的飞机就重重地摔向了海面,在海水的巨大冲击下弯曲了。
“我扔给金一个救生筏,”罗伯特·阿克布洛姆说道。“我拿着救生筏打开舱门,向驾驶员喊道:‘接着!’”
金在落入水面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震荡,结果回来后的那晚只能在医务室里度过,但他活了下来,而且不仅活了下来,他第二天就又开始飞行了。但是这个年轻的飞行员就好像换了一个人。
“金是我这一生中见到的最伤心的人,”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告诉我,“他失去了两位战友,自己却活了下来。他没有说太多。我觉得他从没有真正地从那次飞行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他受到的震动太大了。我们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因此谁也没有指责他半句,他能活着回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已经解开了安全带,’”耶西·诺尔回忆道。“大家都做过同样的事情。金给了吉米和格雷迪一个机会逃生。他望向机舱外去寻找伙伴们的影子。他在飞机调整过来之前也正想跳伞。飞机正过来的时候他非常吃惊。他当时都已经解开了安全带,准备往外跳了。”
回到“伦道夫”号航母上之后,战斗中幸存下来的飞行员们开始悼念他们失去的三位战友。
“每当有人牺牲时,”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道,“他们就是牺牲了。大家对此没有怀疑,没有议论,甚至也没有过多的思考。弗洛伊德没能回来让我感到难过极了,真的难过极了。”
“那些飞机和飞机上的人就那样消失了,”飞行指挥官泰克斯·埃利森多年以后对我说,“我们没有为他们举行葬礼,你能为他们做的事并不多。当你无法找到他们的遗体时,所能做的就只有把他们生前的物品包裹起来,然后寄给他们的家人。”
与格伦和马弗一起参军的朋友们把他们俩的物品装进了箱子,贴上标签后寄给了他们的家人。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和乔·怀特当年与弗洛伊德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疯狂的周末”,现在他们两个被指派为弗洛伊德整理遗物。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来整理弗洛伊德的东西,收拾东西的时候我们小心翼翼的,”比尔对我说道。“我们把每件东西都整齐地包起来。但把他在夜总会里和女孩子们拍的一些照片扔掉了,因为我们觉得把这些照片寄给他的父母不太好。”
弗洛伊德的父母后来收到了装着这些物品的包裹以及一张日期标为1945年3月7日的便笺,上面详细列述了他们儿子的遗物:几枚衬衫袖扣,一部柯达相机,一支自动铅笔,海军飞行员证书,若干张相片,一个针线包,一个鱼竿上的绕线轮,一个皮夹子,一支鞋刷,一把剃须刀,一个修面刷,还有一双皮拖鞋。”
我知道弗洛伊德事先就预感到他一定会在战斗中丢掉性命,于是我问比尔·黑兹尔赫斯特,他和乔·怀特后来是否谈到过这件事,因为弗洛伊德回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曾与他们说起过他的想法,那时候他已经不再和伙伴们一起出去玩了,而是决定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后来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比尔说,“但不是在他死去的那天。那天我们因为失去了一位亲密的伙伴都感到很难过,但我们只是彼此安慰着说,‘像弗洛伊德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死了,真是太可惜了。’”
在“本宁顿”号航母上,飞行员们也为失去了战友而难过。
“汇报中说他们撞在一起了,”肯·梅雷迪思说道。“我们回到了准备室。那些家伙们已经不在那儿了,又有几张椅子空了——它们的主人再也回不来了。我向情报员讲述了我在空战中所看到的情景。随着汇报的深入,大家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我们一下子意识到格雷迪和吉米将永远回不来了。”
“那些飞机没有飞回来,”无线电技师鲍勃·马丁说道,“但你却无能为力。事情就是这样的,谁都有可能碰到这样的事。我们心里都明白,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的。”
上面派肯·梅雷迪斯去整理格雷迪·约克的遗物。“我没有扔掉格雷迪任何一样东西,”他的伙伴这样说道。格雷迪说过最脏的粗话也不过就是“蠢东西”,像他这样的乖孩子是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让他的妈妈看到的。
硫黄岛的长度只有五英里。在岛的南端是折钵山,那是一座约有555英尺高的休眠火山,正好和华盛顿纪念碑一样的高度,那的确是座“山”而不是“峰”。
当你一个人站在折钵山上注视着下面那片海滩时,就会惊讶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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