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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十点前回了药房，天哪，似乎全卡维隆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了。许多人捏着一厚叠一厚叠的处方站在那里，互相交流病情，那劲头仿佛钓鱼客正描述他那得了奖的大鱼。这位喉咙发炎的先生吹嘘他那肿痛的喉咙；那位得了静脉曲张的太太就从头细数她的静脉是如何开始肿胀曲张的；瘸了腿的和残废了的愉快地聊着天，一会看看时间，然后再往仍然紧锁着的药房大门挤一挤。终于，在一片　“总算开门了”　和“她来了”的咕哝中，一位小姐从药房后面出来打开门后，聪明地让在一边，以便蜂拥而入的人群能顺利通过。再一次，我体会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排队的习惯在法国是行不通的。

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逮到一个空挡，把我的处方交给了药剂师。她拿出一个塑料购物袋，往里面装了满满一堆盒子啦，瓶子啦，每处理完一张就敲上一个章，然后自己留一份副本，另一份给我。袋子都快被撑爆了的时候，还剩一张方子。药剂师失踪五分钟后再度出现，说缺货，要我到别家看看。尽管如此，情况也不算太遭，毕竟重要的药都已经在袋子里了。在我看来，这些药已经足够让整整一个军团起死回生。

本森照着药方又吸又漱地一样样下来，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经从死亡的阴影中脱身，恢复得可以和我们一起到梅纳村的药房找没配到的药了。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有位老先生正坐在凳子上，等药剂师往他的药袋里装满灵丹妙药。也许是好奇地想看看外国人会得什么怪病，药剂师给我们配药的时候，他就一直坐着，等到我们的药都装齐了放在柜台上时，他就凑过来一探究竟。

药剂师打开袋子，拿出一个锡箔包装的东西，差不多和厚的我可舒适锭5一样大小。

“一天两次。”她向本森示意。

本森摇了摇头，摸着喉咙说，“太大了，我可吞不下这么大的玩意。”

我们翻译给药剂师听，她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位老先生就爆发出一阵大笑，身子在凳子上危险地前仰后合，还用树根般皱巴巴的手背擦眼睛。

药剂师也笑了，优雅地把锡纸包着的药向上示意，“这是栓剂。”

本森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老先生一边还在大笑，一边从凳子上跳下来，把栓剂从药剂师手上拿了过来。

“看这儿，”他对本森说，“要这么用。”

他从柜台前移开，弯下腰，把栓剂举过头，手臂忽然猛地向后伸，把药用力地塞进了裤子后档臀部的地方。他看着本森，“明白了？”

“塞在屁股里？”本森又摇了摇头，“老天，这实在太怪了。”他戴上墨镜，往后退了几步。“在我们那儿不用这个。”

我们试着向他解释，这是让药进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不相信。甚至后来我们说这也不会引起喉咙发炎，他都不觉得好笑。我常常想，回到布鲁克林后，不知道他会对他的医生哥哥说些什么。

不久以后，我在树林里遇到邻居马索，告诉他我们是如何上了栓剂这一课，他觉得滑稽。可是对一个到医院割盲肠、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左腿不见了的病人来说，这么离谱的事情可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马索坚持说是真的。

“要是我得了病的话，宁可去看兽医。兽医至少还清醒些，我不相信医生。”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业的看法并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在普罗旺斯也许确实有些医生对截肢有特殊爱好，但是我们从不曾遇见。事实上，除了这次“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接触以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而那次遭遇要批判的是官僚主义。

那一次是为了取得我们的外国人口居留证，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文件大战，最后终于进入了高潮。我们跑遍了市政厅、警察局、税务局，然后又回到市政厅。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告知还需要填其他表格，当然了，这些表格要到别处去拿。最后，我们终于确信手上已经有了一整套证书、证明、声明、照片和重要数据，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市政厅，以为这已经是通向胜利的最后一关了。

我们的档案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们既无犯罪记录，又不打算抢法国人的饭碗，应该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住下来了。

市政厅秘书友善地微笑着，又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她说还得做个全身检查来证明我们身心都很健康。奔牛村（Bonnieux）的费诺伦医生会很乐意效劳，于是我们又上路直奔奔牛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