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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杨镇守使既然肯如此的出力，摆明了是想结交咱们，”徐树铮说道，“象他这样的人，应该好好的加以笼络才是。”

“你给他发个电报，让他本人来京一趟吧。”段祺瑞说道，“我想亲自见见他。”

“他本人据说已经到了京城了，正等着总统和总长接见呢。”徐树铮笑着说道。

正在这时，一名军官急匆匆的走了进来，向段祺瑞和徐树铮各敬了一个军礼，然后低声向他们俩说了几句。

这位军官话音刚落，段祺瑞和徐树铮便各自腾的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两人各自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震怒和惊骇。

“这是我国政府向贵国政府提交的最后通牒，请贵国政府于5月9日下午6时以前作出答复。”日本代理公使小幡（日置益3月17日在安定门坠马受伤，日方改由小幡代理参加谈判）神情傲然的对坐在对面的陆征祥和曹汝霖说道，“删除掉第五号的内容，已经是我国政府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现在的修改方案，是贵国政府必须接受的，如果贵国政府还不愿意接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贵国政府承担。”

“我想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想让全体中国人从此恨日本一辈子吗？”陆征祥起身愤怒的质问道，“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两国友好’、‘维护亚洲和平’？”

“您这样理解日本对于中国的好意，我很遗憾。”小幡冷冷地说道。

“你们这根本就不是商谈，是明火执仗的抢劫！”满头大汗的曹汝霖此时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懑，起身大声的说道，“在谈判一开始，日置益公使就对我说，目前的世界危机将迫使日本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他接着还象开玩笑一样的打了一个比喻，说‘当一个珠宝店着了大火的时候，要住在珠宝店附近的邻居不去拿几颗珠宝是办不到的。’可现在，你们这哪里是要拿几颗珠宝？分明是要将整间珠宝店全都据为己有！你们是强盗！彻头彻尾的强盗！”

小幡看着这些天在谈判当中一直显得软弱可欺的中国外交次长冲着他挥舞着胳膊嘶声大叫，一时间不免有些吃惊，但他很快便恢复了原来傲慢的神情，他没有再理会曹汝霖的大喊大叫，而是冷冷地转过身，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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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带汁袁大头

1914年5月8日，上午9时，北京，中南海，春藕斋。

此时，北京所有的军政两界挂名和实权的头面人物，全都济济一堂，出席由大总统袁世凯召开的特别紧急会议。

面对着一屋子的军政要员，念着日本人发来的最后通牒的陆征祥的声音显得格外的压抑和悲愤。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议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

听完了这份最后通牒的全文，整个屋内一时间静悄悄的，仿佛一根针掉到地面上的声音都能够听到。

在念完了日本人发的最后通牒之后，陆征祥用沉痛的声音简单说明了一下此次中日交涉的情况和之后的打算：

“……我政府对于此次交涉，历时三月有余，正式会议至二十五次，始终尊重邻邦之意，委曲求全，冀求和平解决之目的，不特我国民所共知，即各友邦亦莫不共谅。惜日本或借词要挟、或托故增兵，终为武装之谈判，致不能达此目的。此次日本最后通谍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均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我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我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