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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填补。国防必须得到加强。但是最终，正如作家詹姆斯？蔡斯（James　Chace）和凯莱布？卡尔（Caleb　Carr）所言，绝对安全“不容讨论，只能夺取。夺取意味着既拥有军事实力，也有使用武力的意愿”。

与这种“军事崛起”一致，这些美国*倾向于认为美国已受到严峻的威胁所困扰，甚至更大的危险已近在咫尺。他们无法容忍不确定性，高度认同坐等事情发生带来的假定风险，而低估鲁莽行动带来的真正危险。这一观点在2002年9月得到了经典表现。康多莉扎？赖斯拒绝因为缺乏有关伊拉克核计划的详细情报而推迟策划已久的入侵伊拉克行动，因为“我们不想让所谓的确凿证据后来发展成为蘑菇云”。副总统切尼的立场更加明确。一点点威胁也可以成为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如果有百分之一可能表明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在帮助‘基地’组织建造或开发核武器，”切尼曾说过，“我们就得把它当成确有其事，并作出反应。”

想象中的威胁，不管多么模糊、罕见或遥远（如伊拉克的核计划），都需要作出紧急反应，当然包括加强、重组、部署或实际使用美国的威慑力量。赖斯、切尼和布什政府的其他成员坚持认为萨达姆的存在就足以无法容忍，在此很久以前，同样的思维方式让美国决策者深信：1953年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1954年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必须下台；1961年“猪湾行动”及其私生子“猫鼬行动”都算得上好主意；20世纪60年代支撑东南亚摇摇欲坠的多米诺骨牌符合美国重要利益，值得牺牲万美国人性命。20世纪80年代，同样的思维方式促使美国与萨达姆兵戎相向，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政府笃信伊朗的领导者拉构成了严峻威胁。

当然，治国不择敌友。现实政治不给高尚立足之地。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这些权力精英表现出一种几乎病态的倾向，他们曲解现实，夸大威胁。帝国总统身边的顾问们不擅长冷静判断，只擅长狂乱的过度反应。虽然*并不总能得势，比如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1954年纠正了干预法属印度*的冲动，约翰？F？肯尼迪1962年拒绝了轰炸苏联在古巴军事设施的建议，但不管是主张直接干预、秘密行动，还是通过代理人，赞成采取行动的人总能占据上风。*并不总是主张立即发动战争，但他们在马鞍上总是身体前倾，抽出马刀，时刻准备战斗。若隐若现的威胁是*的咒语：“所有选择都摆在桌面上。”

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支撑着两党一致的共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赋予外交政策显著的一致性。尽管它不能阻止对具体政策或决策者的批评，但它剥夺了针对实际政策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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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的国家”（1）

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帝国总统是最终“决定者”。可是，在形势复杂、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没有哪位总统能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履行白宫日益膨胀的职责。于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会和行政部门携手建立了一台庞大、永久且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机器。

今天，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事情都是庞杂的：工资单、预算总额、组织复杂性、对信息的需求、制作自我辩解的新闻报道的能力、掩饰狡辩的能力以及阴谋诡计。仅五角大楼就容纳了万名职员，每天打20万个电话，发送100万封电子邮件，办公室空间达3　705　793平方英尺，走廊长英里，有131个楼梯，4　200座钟表，691台饮水器，284间洗手间。

这些机构虽然名义上为公众服务，实际上却竭尽全力逃避公众监督，在多重保密之下行使职责。表面上，这种保密是为了不让美国的敌人得到信息。但其实际目的是控制向美国人民提供的信息，只公开某个机构或某个部门急于让世人知道的信息，扣留那些可能让政府尴尬或使其政策受到质疑的信息。1961年，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这样描述这个已经过度膨胀的国家安全机构的一贯做法：“单向沟通，虔诚地垄断秘密信息，多重设置秘密机构，压制公开讨论……实际上是无视公众反应，把理性的异议者当成爱国的不满者，甚至叛国者。”事态的发展一再证明了芒福德的这个观点。

“美国对雷诺兹案”（1953年）早就说明了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1948年10月，一架B…29“空中堡垒”轰炸机在测试电子设备时坠毁在佐治亚州的韦克罗斯附近，机上有几个人丧命。机组成员的遗孀想知道坠机原因，请求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