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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当前的困境息息相关，而与柏林墙倒塌、苏联崩溃等所谓的决定性事件关系不大。1979年夏到1983年春，“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主张，经历了微妙的转变。虽然美国依然虚伪地声称世界离开它的指导和保护就无法运转，但其领导地位已经变为一种需要，而非选择。行使全球领导作用成为补偿经济地位恶化的一个手段。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唯华盛顿马首是瞻，都不能掩盖美国越来越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事实。领导现在也含有了依赖的意思。

1979年7月15日，吉米？卡特发表了重要演说。虽然卡特今天被公认是一位失败的甚至是倒霉的总统，但至少这一次，卡特展现了非凡的远见卓识。他不仅意识到依赖性的潜在影响，也预见到了任由这种状况恶化所带来的影响。

卡特发表演说时的气氛算不上适宜。1979年夏，民众对他的不满情绪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日益强烈。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通货膨胀率达到11％；7％的美国人失去工作；优惠贷款利率高居15％，而且仍在上升。按照战后的标准，所有这些数据都高得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不可接受。更糟糕的是，1979年1月，伊朗革命者推翻了美国的长期盟友伊朗国王，导致又一次“石油冲击”。美国油价飞涨，不是因为真正短缺，而是由于恐慌性购买。总统大选年就要到了，如果卡特希望赢得连任，他需要迅速扭转局面。

这位总统原想在7月5日发表演说，专门讲能源问题。在最后一分钟，他决定推迟演讲。他在戴维营隐居了10天，他解释说是“利用这段时间接触和倾听美国的声音”。受他之邀，一群政治家、学者、商人、工人领袖、牧师和普通公民聚集在这个总统休养的地方，发表他们的观点，分析美国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卡特需要对此做些什么。结果却只是开了一场马马虎虎的研讨会，外加留下的一些自责。

返回白宫后，卡特发表了演说，但内容与10天前计划的演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开始，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决定放弃能源问题，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问题深刻得多”。1979年的能源危机，他声称，只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症状而已。“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首先给你们讲的是一个比能源、通货膨胀更为严肃的话题。我现在想讲的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根本威胁。”

卡特紧接着扼杀了任何确保连任的机会。在美国政治语言中，根本威胁从定义上讲是来自外部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或国际共产主义才可能威胁美国。就在那一年，伊朗的*革命者成为又一个此类威胁。说美国人的日常行为构成了类似威胁，这简直就是异端邪说。可是，卡特现在大胆地指出，美国*的真正危险来自内部。　。。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3）

整个国家正在经历“信心危机”，他宣称，“这是一场冲击国家意志的心脏、灵魂和精神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危机正在加剧，让我们怀疑生活的意义，丧失了国家目标的统一性”。这种信心的侵蚀有可能“破坏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框架”。

美国人已经偏离了正义的道路，“在一个为勤奋工作、家庭和美、社区和谐、信仰上帝而自豪的国度里”，这位总统继续说道，

我们太多人转而崇拜自我放纵和消费。人的身份不再由他的所作所为来确定，而由他拥有的东西来区别。但是我们早已发现，拥有商品、消费商品无法满足对意义的渴望。我们早就知道，堆积有形物质无法填补生活中没有信心和目标所带来的空虚。

换言之，美国信心危机的蔓延是价值观危机的外在表现。通过使用“我们早已发现”和“我们早就知道”等说法，卡特暗示他只不过是道出了听众早就怀有的忧虑：普通美国人认为生活是空虚的、不令人满意的购物行为，他们期望得到更有意义的东西。

他澄清道，期望华盛顿消除这些忧虑是异想天开。这位总统称，联邦政府已经成为“孤岛”，与人民相互隔绝。政府主要机构都已瘫痪腐化。这是“一个无法做事的政府体制”。卡特谈道，“国会被数以百计有钱有势的特殊利益集团扭曲和撕裂了”，党派意见总能战胜对公共利益的关切。他说：“你可以看到，绝不妥协的团体极力维护自己的极端立场，直到最后一票，直到最后一口气。”

卡特宣称：

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我今天晚上已经警告过的，通向分裂错乱和自我利益的道路。这条路的尽头是错误的自由观念，是损人利己、超越他人的权利。这条道路充满狭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