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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参加了欢迎西班牙儿童的代表团，因为我夺得了百米赛跑的冠军；伊斯克拉也参加了，因为她是全优生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我们从欢迎会上带回来对法西斯的满腔仇恨和四个橙子。我们全班庄重地吃了这四个橙子。每人分到一又二分之一瓣，外加一点橙子皮。至今我还记得那橙子的特殊香味。

我还记得自己由于不能去营救切柳斯金号的船员①而伤心难过，因为我的飞机被迫降在雅库梯亚，没能飞到北极探险站的营地。这是一次真正的迫降，原因是我没背出一首诗，得了个“劣”。后来我才把这首诗背会了：“是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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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切柳斯金号”1933年1O月在白令海峡被浮冰围困，向北漂移、起初被冻住．后被挤毁，苏联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出动飞机，将全体船员救出。

注：②引自莱蒙托夫《波罗金诺》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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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教室墙上挂着一幅自制的大地图，每个同学都有一架飞机，得一个“优”便可以向前移动五百公里，可是我得了个“劣”，于是我的那架飞机被取了下来，不准再飞。这不只是登在教师记分册上的一个“劣”，它对我本人来说很糟，对被我坑苦了的“切柳斯金号”船员也有一点（也稍稍有些）糟糕。

搞这张地图是伊斯克拉想出来的。

在九年级时，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让我们以《我愿当个什么人？》为题写一篇自由发挥的作文。全班同学都写了他们想当个红军指挥员，连沃维克也想当个坦克兵，从而博得一阵欢呼。是的，我们都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的命运是严峻的。我们自己选择了这种命运，盼望能够参加陆、海、空军，我们自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当时最有男子汉气概的职业莫过于当兵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走运。上八年级的财候，个头儿就赶上了爸爸。因为爸爸是红军指挥员，所以他的旧军装就归了我。这套军装包括军服上衣、马裤、军靴、军官皮带、军大衣和用一顶深灰色呢子做的布琼尼式军帽。在一个美妙的日子里我把这套漂亮已极的军装穿上了身，整整十五年都没有脱下来，直到复员为止。当时军服的式样已经改变，但内容依然如故。它仍旧是我那一代人的服装——最漂亮、最时髦的服装。

所有小伙子都对我羡慕不已，连伊斯克拉也不例外。

伊斯克拉试了试我的军服上衣之后说：“我穿着当然是大了一点儿，可是穿着它多舒服呵，特别是把皮带束紧点。”

我经常回想起这句话，因为它有时代感。我们人人都尽力把腰带束得更紧，好象每时每刻都会应征入伍，好象整个队伍是否能投入战斗去夺取胜利的战备状态都取决于我们的仪表如何似的。我们当时还年轻，但是渴望的并非个人的幸福，而是个人的功绩。我们还不知道，要建立功绩，先得播种和培植。它是慢慢地成熟起来的，要经过一个看不到的充实力量的过程，以便有朝一日能进发出耀眼的火焰，这火焰的光芒将长久地照耀着今后的几代人。对于这一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而我们的经历过革命烈火考验的父母却非常清楚。

我似乎记得，我们谁家也没有浴室。噢，不对，有一家是有浴室的，不过这事日到以后再谈。我们通常是三个人一起上澡堂：我，帕什卡和瓦利卡。帕什卡先是用硬得要命的擦子给我们搓背，然后要在蒸汽浴室里美滋滋地呆上好久。他要求热得无法忍受的蒸汽，我和瓦利卡为他泼水供汽，但是我们自己却坐在下层，帕什卡则在最上一层嘲笑我们。

“年轻人，你们好呀！”

有一回济娜的爸爸，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科瓦连科羞羞答答地用木盆遮掩住下体，侧着身溜进蒸汽浴室来。他一丝不挂的时候更显得瘦小和难看了。

“你们这儿热了点儿。”

“这还算热呀？”帕什卡在上层鄙夷地大声嚷道，“这才不过是亚热带的气候！纯粹是安纳帕①！（注①安纳帕，苏联克拉斯诺达尔边区中心，濒临里海，气候温和，为儿童疗养地。）喂，瓦利卡，再加点热汽！”

“轮到鲍里卡了。”瓦利卡说，“鲍里卡，加汽。”

“有必要吗？”科瓦连科怯生生地问道。

“有必要！”我不客气地顶了一句，“蒸汽不会把骨头烫断的。”

“那得看对谁了。”科瓦连科淡淡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