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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是因工作需要，或者自己能力不济，或者自己问题太多。一般想到的原因是失宠，被划人谁谁一线的。孟维周很想知道张书记对这些人的真实态度。但他看不出。

孟维周最近提了个正科。参加工作才三年多，就正科了，这在地委机关没有先例。这个孟维周爬得快呀！一个“爬”

字，很不好听，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官有多大，别人在背后总是这么议论你的，你有意见也没有用。说来也怪，谁也没见哪位官员爬着走，大家都是昂首挺胸勇往直前的样子。但人们都讲他们在爬。想想也真是那么回事。孟维周本人没有听见谁讲他爬得快。恭维他的，一般都说，进步真快呀！“进步”用在这个地方，既明朗又含糊。你明白别人是在恭喜你提拔了，又可以理解为别的许多意思，比如政治觉悟、工作水平、知识修养等等等等都提高很快。正因为有含糊的一面，你也就可以含糊地谦虚一下，说哪里哪里。别人若是直露露地说，你提得真快呀！你就不便说哪里哪里了。因为这等于说还嫌提拔得慢了。这就不对了。对组织的培养，人民的重托，只有感激的道理，怎么能有看法？不过一般很少有人那么直来直去地说你提得快，这么说，双方都尴尬。

孟维周也真的有春风得意的感觉。县市和部门的领导原来都叫孟维周小孟，慢慢地有人觉得叫小孟不太合适了，开始叫孟科或者孟老弟。尤其叫他孟老弟的那些同志表情十分灿烂。

孟维周每天都要为这种热情感动好多次，有时分明感觉到心脏空悬着极舒服地晃悠一阵。但他学会了不流露这种感动。易喜易悲都是不成熟的表现。但这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绝对不同。那是古人们超然物外的潇洒，早过时了。现代社会了，晋身官场，于喜于悲，需要一种不为所动的老成。这是一种沉稳，一种刚毅。如果要说这是冷漠无情或者麻木不仁，那完全是贬低的说法。这不奇怪，人们看问题总是各有各的角度的。这也是辩证法！孟维周有次与同学聚会，有的说他成熟多了，有的就说他冷淡些了。孟维周只是笑笑，说老样子老样子。但他越是注意表现得老成持重，越是为内心下意识的感动而羞愧。自己看似成熟实则不成熟啊！这是否也是一种外强中干！

孟维周有意无意间研究了张兆林的晋升轨迹，看上去是那么容易，三蹦两跳就到了地委书记的位置。这让他更加充满革命信心。孟维周看报纸，最留意本省各地市及全国各省市领导的情况，所以官场上走马换将来龙去脉他了如指掌。张兆林同其他领导有时闲扯，喜欢议论某人到某省当书记，某人到某省当省长。如果场合随便，孟维周也插几句话，将那些外省领导的出身及经历讲得一清二楚。张兆林就说，啊，啊，是的。其实他并不清楚这些。张兆林有几次表扬孟维周政治觉悟高，政治敏感性强，是不是就指这事？后来，孟维周连外国总统的情况也感兴趣了。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报纸上总要登一段来访者简历。孟维周特别喜欢研究这玩意儿，比如这位总统毕业于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属于什么党派，有什么特点和爱好，什么政治主张，主要对手是谁，从事过哪些职业，当总统之前奋斗过多少年等等。尤其是每一次晋升同上一次晋升的时间距离他最好琢磨，看别人多少年之间共升了多少次，平均几年升一次。每一位政治家的升官图在孟维周的眼里似乎都是寥寥几笔，简单明了。从政是多么容易而又惬意的一件事！

那天，孟维周在马杰面前做的有关“精神”的演讲不能自圆其说，也让孟维周感觉出一种危机。这是他目前觉悟到的惟一的前进障碍。现代政治演说才能太重要了。当领导的谁一张口不可以讲个一二三？古人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种看法早不合时宜了。做领导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太重视做了，往往事必躬亲，陷入事务圈子。这几年层层领导不都呼吁要超脱，要跳出事务圈子吗？君子不事俗务。领导同志不能在琐事上太过用脑，而应用宝贵的智慧去想大事谋难事。一旦谋出个什么宏伟蓝图之类的东西，就号召群众来实施。这可不是只讲空话不办实事的意思。领导的职责是什么？除了用干部，就是出主意。你的主意要让群众理解，就得长于演说。列宁教导我们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列宁不就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吗？全世界无产者通过他的演讲知道了一种伟大的理论。我们就是用这种理论来搞革命的。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失去的仅仅是脖子上的锁链，而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现在有人说，西方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演讲政治。政客们从竞选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