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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明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不能浪费在你身上”，陈书言说，他的心情“坏到极点”。

开完这场“会”后，陈书言被补充到“国军”队伍，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有些人性子耐不住，骂“国军王八蛋”，就会马上被处分。

更让陈书言难以忍受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杀身之祸。

战战兢兢的生活让陈书言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和阴郁的性格。1966年，他从军中退伍，进入工厂做工。1974年，他结婚成家，妻子很快就领教了他的难于相处。在镜头前，陈心怡的母亲讲述她这些年来的生活：“他喝了酒，就把我推出门去，不让我进来。关到12点多，可能是良心发现，又让我进来。”她也是直到陈心怡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才知道丈夫的过去：“（以前他）不跟我讲，我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他现在才讲，我也不问，反正他的事情都是秘密。”

虽然有自己的家，有妻有子，陈书言却生活得像一个独居老人。他自己上市场卖菜，自己煮饭，经常对着家中的小鸟说话，却很少和家人沟通。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会表达自己的心意。在女儿给他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正逢上2008年的母亲节。那一天，陈书言坐在沙发上，拿出一个金戒指，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把这个戒指送给妻子，不料妻子因为正在忙家务，没听见他这番话。陈书言立刻觉得自己被冷落，勃然大怒：“××××，以笑脸讨人家的冷屁股，还×××不高兴！”说这些话时，他很可能想到了自己以往如履薄冰的经历。

2008年8月份时，纪录片拍摄要完成了，陈书言突然又“反悔”，他在镜头前和女儿激烈地争执，要求把片子中有关“*”的那些内容删除。

“我现在还在，还不能公开，公开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陈书言说，他担心这些内容会让自己吃上“牢饭”，“我虽然老了，也不想受那种冤屈。”

女儿陈心怡则大声质问：“难道你以为现在还有人监视你吗？”

父亲回答：“是，我看不到，但我想得到，听得到，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他怀疑现在的台湾社会是否已经“公开化”，“什么公开？哪里公开？”

对此，陈心怡只有苦笑，她把完成拍摄的片子取名为《被俘虏的人生》。她这样解释这个名字：“父亲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我（的镜头）俘虏。”

■　尚未打开的心结

不管如何，让陈心怡欣慰的是，拍摄完这个片子后，父亲“松了一口气”，因为毕竟他释放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心事。她自己也在部分程度上为之前恶劣的父女关系解了“套”，“不拍这个片子，我可能没有机会了解他”，她说。

陈心怡想起来她在读小学以前，家里经常有一些“伯伯”来找父亲一起喝闷酒，他们有着和父亲同样的经历。她念小学后，这些“伯伯”就很少来了。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陈心怡也带着父亲去拜访了这样一位“伯伯”。她本来想让这个“伯伯”也说一下自己的故事，但是她父亲却再三警告她：“不准提问。”

她就去问那个“伯伯”的孩子：“知道你父亲以往的经历吗？”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她了解到，那个“伯伯”是领了“终身俸”的，他担心他曾是“*”的经历被曝光后，“退辅会”就不再给他发这笔钱了。

“不是我父亲不肯说，所有与我父亲同样身份的人在台湾都不肯说”，陈心怡说。所以他们的历史一直被埋没。

今年5月15日，陈心怡把这部《被俘虏的人生》在北京“雨枫书馆”办的纪录片放映活动上进行了播放。但是在来大陆之前，她没有告诉父亲，因为“对他说了他会恐慌。”

看过这部纪录片的观众都被陈书言这位老人的故事打动了，因为觉得它“很有意义，不然的话，这些事都要湮没了，不会有人知道。”

有人想知道更多，但是陈心怡拒绝提供她所知道的那些与他父亲经历一样的人的名字；“不要写名字，他们不愿意被公开”，她说。

如今金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