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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看到曾国藩同他一样极为仇视造反者,便十分同意曾国藩的看法。便批阅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咸丰二年,曾国藩刚到省城时,抚臣张亮基从湖南以外的省份调来一千多名士兵,又在湖南本地招募了一千多名勇士,共同来防御起义军。不久便收复了武昌,长沙的形势也得以缓解。曾国藩与张亮基、潘铎共同商议计策。将留在云南、河南的士兵撤回,在招募的士兵中,挑选勇敢善战的留下,总共留了三千多名勇兵,已足以用来防守。为进行团练,捐钱敛费是必要的,但实行起来又特别困难。如果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以进行常规训练,需要花费很多钱,因而民众很不乐意;但如不并村落,不立碉堡,不制旗帜,不募勇士,虽然住的分散,但很容易聚集,干活的农具就可以用来作武器,这样花费少,民众特别喜欢。于是曾国藩便采用了第二种方式,不但省钱省力,也让百姓深受鼓舞。
湖南匪徒较多是众所周知的事。自从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军进入湖南,天地会的人大多加入了太平军,还没有铲除干净,又出现了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曾国藩见这几年土匪横行,肆虐成灾,认为必须以严刑峻法来惩治他们,才能消灭他们的势力。所以曾国藩准备冒着声名败落的危险,冲破一切险阻,联络各地的乡团,严惩匪徒。
曾国藩在省城办理街团,凡遇到游匪或者形迹可疑的人,便立即抓获调查,对那些抢掠结盟的,便用巡令旗,将他们正法。并且在寓馆设立了审案局,派了两名委妥员,负责拿获匪徒,进行严刑审讯。对平常的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也是加倍严惩。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心地善良的老百姓平平安安地种田度日。
他给湖南各州县绅耆写信,告知他们要把团练办好,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这样连篇累牍的指令甚至还出现在曾国藩的私人信件中,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对于“粤匪、土匪”; “若非痛加诛戮,与草剃而禽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闻有并非楚勇、并非湘勇随之以去者,尤须认真访查,斩数人以惩其馀”;或是“严缚匪党,动与磔死”等等。他把审案局设立在长沙鱼塘口自己的寓馆内,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浚负责案件的审理,“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还偷偷地称赞自己道:“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在给僚属的信中,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供认不讳:“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大肆屠杀
在朝廷的支持下,曾国藩开始对各地的起义进行大肆的镇压。
在长沙设立审案局的同时,曾国藩的势力范围也扩展到了湖南各地。最初的太平军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联盟军,一部分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徒众,另一部分是洪大全的天地会会众。太平军在路过湖南的时候,他们吸引了很大一批湖南天地会的人随他们一起北上,但湖南会党依然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尤其是受太平军的影响,革命群众的斗志分外高昂,群众斗争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各地,处于东南的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常宁以及西南的宝庆、靖州各属,这种革命火焰更是如火如荼。可惜,当时太平军已经全部离开湖南东下了,没有联络这些同盟军,才使得曾国藩有机会把他们逐个击破:
咸丰二年冬天,浏阳的周国虞、曾世珍、邓万发等率领的忠义堂暴动被江忠源给镇压了下去;
咸丰三年正月,攸县洪利父子率领的暴动被张荣祖等镇压了下去,这支军队是骆秉章、曾国藩派出的;
二月,曾国藩派刘长佑、李辅朝、王等将常宁白沙堡的农民暴动镇压了下去;
派张荣祖到宜章、桂东、临武,因为那里有来自阳山、大庾的农民暴动军,他们也被镇压了下去;
会党曹、李跃率领一万余人在衡山草市、吴集暴动,曾国藩派刘长佑、王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了下去;
三月,戴正率领的永兴、安仁等地的农民暴动被曾国藩所派的夏廷樾、张荣祖等镇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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