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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沙小刀，哈萨克语叫“皮恰克”），单独切下羊肝，然后在一口柴火烧得噼啪作响的大锅里，把羊肝烫一下就拿出来，很豪爽地切成两半，叉一块给我，自己一块。那种情况下我实在不好意思推辞，眼睁睁地看着血糊糊的羊肝伸到了我面前，我只能小心翼翼地问：“我要那块小的可以吗？”然后在他的注视之下，把那块生羊肝吃了下去。吃完了估计牙齿上都是血，我立马转头去找老杜要了两片治拉肚子的药。

贾娜尔。

在北疆的阿尔泰山拍摄民族歌舞的时候，我认识了布尔津县文工团一个叫贾娜尔的姑娘。她是团里的舞蹈演员，那几天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有一天黄昏时分，我吃完晚饭从毡房里出来，贾娜尔问我骑过马没有，我说没有。她说，带你去骑马吧。哈萨克族牧民家的马很高大，马背都快有我人那么高了。见我有些发憷，贾娜尔说，不怕，我带着你骑。她挑了一匹很健壮的马，把我推上马背后，她轻盈地翻身上马，坐在我背后，拉着缰绳一抖，马就在草原上飞跑起来。

我放眼望去，夏天的阿尔泰山开满了鲜花，凉凉的空气中满是青草、泥土和鲜花糅合在一起的味道，这时天空的云彩被晚霞染上了万道金光。贾娜尔骑着马带着我在山坡上来回飞奔，马跨过一条小溪时溅起冰凉的水花，弄湿了我们的衣服，我听到她在我身后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一个星期后回到布尔津县，当地领导宴请我们的时候，贾娜尔坐在我边上，那一顿我喝了一斤白酒，吐了。晚上我和录音师杜晓华送贾娜尔回家，我竟然在她的床上睡着了。酒醒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坐在我对面，贾娜尔在给我梳头（那会儿我是有头发的），杜晓华也喝多了，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临走时贾娜尔的爸爸送了我们几块没有加工过的宝石（新疆产宝石），等我们一路踉跄地回到招待所，第二天却怎么都找不到那几块石头了。

算起来现在贾娜尔至少也是三十五六岁的妇人了。她肯定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但她却是我在新疆那三个月中唯一记得名字的少数民族姑娘。

死生帕米尔。

完成了在北疆的拍摄，我们一路向南疆进发。在帕米尔高原上，我经历了我平淡人生中少有的惨烈和悲壮的一段。

到了南疆的时候，我们的拍摄任务已经完成一半了，我的酒量也突飞猛进。那时大概是我喝酒的巅峰状态，六七两酒下去跟玩儿一样，稍微豪迈些就是一斤，酒量大得我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其实也可以理解，跟少数民族朋友喝酒的时候，那种环境会很容易激发出男人的豪情，一说事都是民族大义。那会儿又年轻，一听这个脑子就发热，再加上大漠戈壁、长河落日的背景，酒量很容易屡创新高。

按照拍摄计划，我们要去中国最西边的帕米尔高原拍摄红其拉甫哨所，那里海拔接近五千米。据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时候，飞机凡是飞过帕米尔高原的上空，都要通过机长向红其拉甫哨所的官兵致意，多少年下来，成了一个传统。

要上红其拉甫，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我们必经的休整的地方。为了上高海拔的红其拉甫拍摄，我们在县城休整了近一周。很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有一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濮存昕演了一个迷倒戈玲的诗人，他有这样一句台词：“我要去的地方，叫塔什库尔干沙漠。”我当时很吃惊，塔什库尔干不是沙漠啊，那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县城，塔克拉玛干才是沙漠！一九六三年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就是在塔什库尔干那一带拍摄的。为此，导演还专门找来录像机让我们重温了这部电影。

塔什库尔干县县城处在平均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海拔八千六百一十一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海拔七千五百零九米的世界“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都在这个县。那里气压低，人不舒服，闲得无聊就又想喝酒。司机老刘提醒我，上帕米尔高原酒就别喝了，能喝一斤多酒的人，在这儿喝个二三两，一觉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的例子太多了。

塔什库尔干县是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吉克族是中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当时大概也就两万多人。由于地处帕米尔高原，常年与世隔绝，所以他们跟新疆其他民族也没有什么交流，民族单一性特征保存得比较完整。塔吉克族人大都长得非常漂亮，细看之下就能发现，他们有着典型的欧罗巴人的特征，和新疆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

当时县城最高级的宾馆叫塔米尔宾馆，剧组为了省钱没让我们住，我们就住进了一家招待所，四个人一间，八块钱一张床，还有一个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