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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官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心专篇处理之，为免尾巴摇狗，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的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郎此时微近中年（四十六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夫？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嗣徇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四月出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郎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难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项羽霸王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四月中离汉赴沪；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二十七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六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有以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覆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有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的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弦断无人听，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笔者附注：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夫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一九六六年台湾版‘国父全书’页四九六；及其他随行者，如汪、胡、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开出他颇为自信的，药到病除、着手成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期，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