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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普通人也有加入统治阶级的阶梯，这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释放社会叛逆能量的一个巨大出口。从中国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也有可能“入仕”并高官厚禄来说，中国普通人的机会大于美国。西方文化中人的身价等级表现为对固定资产的占有，拥有不变资产的数量的多少，也决定了你拥有的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多少。所以，抢先开发和占有还没有人占有的固定资产就成了他们一代又一代人冒险的最大理由。当国内资源被全部占有之后，那些想更多占有资源的人就不得不走向海洋。当然，他们认可强权，就像你没有看好门的本事，这不是我的错一样。但这种强盗逻辑在他们自己国家却完全被禁止。西方法律对物权的规定是最严格的，就算是一顶破帽子，只要我没说“FREE”，一旦你以为没有人要拿了，对不起，法庭上见。中国人历来就有“官不过三代，富不过五代”之说，改朝换代，重新洗牌，一切都可能在变化中。对固定资产的追求并不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境界，“流芳百世”才是中国人永恒的渴望。

其四，等级差别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存在的，美国也一样，但在美国，个人能力的差别被细致的社会分工所取代，你不行，没有关系！干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样可以过得很好，实在不行，国家的福利制度会供养你。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你能干，意味着你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比如，当你拥有更多的固定资产，也就意味着你必须交更多的固定资产税，在美国发大财比在中国难多了。中国社会的权利是真正权力和利益的统一，等级差别同样在商人阶层中间存在，不断突破自己的等级是生存和发展的可行的唯一方式，进入更高一级领域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中国式”生活吸引你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它不断向你提出挑战并给你带来新的生活，正因如此，我才会对那些在美国获得成功的人士还要回到中国让他们感到不“自由”的国家表示理解，他们或许是想迎接新的挑战。

（4）

问题再回到美国，美国人似乎都安于自己安逸的生活，那么，美国的“精英”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怎么通过个人奋斗诞生的呢？让美国人彻底安于这种普通人生活的“精英”们又是如何靠这些普通人选举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就是美国社会存在一个垄断的主流社会“精英”阶层，他们不是普通美国人靠奋力拼搏能够进入的，尽管法律规定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并且年满18周岁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你必须获得选区或者政党的支持下才有可能走上那个“舞台”，而要达到这一步没有相当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机会，当然高智商、名校身份、传奇经历加上基金支持都可能是条件。

因此，普通美国人“必须”满足他们安逸的现实生活，选择的自由只限于你想过一种什么层次的安逸生活：一般安逸？非常安逸？相当安逸？超级安逸？这就看你的本事了。也就是说当生活的目标变得十分清晰的情况下，自由的劳动就是唯一的选择：是少干少得还是多干多得？是依靠体力还是想依靠脑力？是想周游四方还是想足不出户？是想平平安安还是想火爆热烈？这使我想起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突然想回中国的理由，她说：在一个40岁就知道自己60岁过什么样生活的国家，我实在觉得生命的平淡。黑格尔曾经对自由说过一句非同凡响的话：当自由成为唯一的选择时，自由就是枷锁。换句话说，你必须这样生活，别无选择。

美国人活得自在吗？（5）

所以，这种自由选择的本质是要求普通人民必须劳动才能享受美国式的安逸生活，而美国政府又是通过严格的法律和管理来保证这一自由选择的实施。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崇尚自由的国家事实上管理十分严格且生活规范相当严谨。在这样的契约社会里，法律保证劳动成果不受他人侵犯，保证个人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而不受别人干扰。也就是说，每个人必须克制自己的行为，不去损害这个制度，不去妨碍别人自由的生活，你就能够成功地自由地生活。

198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佛雷顿学院一位叫玛格丽特的研究生来中国进行萨满教的田野调查，当时我还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工作，有机会和她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分手时我问她对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回答我“中国太自由了！”大家想想，1988年！我当时完全认为她是在和我开玩笑，或者是暗讽中国，因为我们去的个别地方没有开放，但请当地官员吃顿饭就解决问题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