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部分(第3/4 页)

方面，农民工付出的劳动代价与所获经济收益的差距在持续拉大，农民工的特殊身份标识与农民工自我追求升华的冲突越来越显性化，农民工权益意识高涨与维权机制不畅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保护机制依然缺乏，农民工在工伤、疾病医疗、养老、贫困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极多，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机制亦因法制不完善、监察机制不健全、工会作用不大等，依然处于缺失状态，这意味着农民工权益受损后的社会风险在高速积累。

二、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理论判断

前述调查资料所显示出来的农民工问题是广泛而深刻的，必须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在针对深圳、苏州、成都、北京等城市的大规模农民工调研材料的基础上，结合以往的思考，我们得出了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一些理论判断。

第一，农民工现象是中国转型期间或者说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是传统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治分割与市场经济发展、统一劳动力市场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冲突的产物。虽然这一过渡期可能较长（估计还会持续20年左右），但它与下岗职工现象有相似的一面，都是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新、旧体制相冲突的结果，并必然随着新体制的全面确立而分化，并分别归入市民或者农民群体，其职业身份将由流动的、不稳定的状态转入稳定状态。

在此，我们不赞同农民工长期存在的提法，因为这种观点可能成为继续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或者相关政策法规之外的依据，结果必然是有意无意地将农民工群体视为另类并排除在正式制度之外。特别强调这一点，是担心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只见当前不见长远，制度安排或者政策措施的短视性必然带来不良的后遗症。希望农民工现象过渡说能得到认同，当然不是说能够一蹴而就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而是希望国家在采取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政策措施时不要偏离大方向。

第二，虽然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必须重点应对的挑战，但农民工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这是认识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者不承认这个前提，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农民工出现的社会进步意义。这种成果与进步的标志是：农民工的出现，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自由择业的机会与权利，极大地拓展了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民的收益，而且改变了数千年来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亿万农民快捷地接近了现代城市文明。因此，在承认中国农民工确实在现实中遭受许多不公待遇的同时，不能忽视农民工出现的进步意义，农民工愿意离开土地而进城务工或者自主选择非农化职业，本身就是一种向上与进步。应该说，农民工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继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解放，土地承包责任制使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摆脱了挨饿的困境，农民工的出现则使亿万农民工家庭的收入与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将农民工的出现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只有理解了农民工的进步意义，才能从更加进步的视角来研究并解决农民工问题，这就是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只能沿着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迈进，而不可能再倒退回农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7）

第三，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必须正视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农民工问题是伴随着农民工的出现而产生的，也是伴随着农民工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过去未引起足够重视，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具有传统农民的固有特征。他们参照的只能是自己在农村劳动与生活的景象，其在进城务工过程中无论遭遇何种问题，相对于其在农村的生产劳动及低廉的收益而言仍然是得大于失。城乡分割、分治的固有政策壁垒和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也使农民进城务工被视为收益增加而不是利益受损，这当然与城市的渐进发展与财富积累有限相关。而时代发展到今天，农民工问题正在超越社会问题层面，日益扩展成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一方面，农民工长期的超低收入不仅不利于继续改善其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境况，而且直接制约着2亿农民工及其背后的3亿农民工家属的现实购买力。这是我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和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原因，其直接后果是农村居民的民生问题无法得到进一步改善，而高投资、高消耗的不良效应及外贸风险却在持续攀升。另一方面，农民工均是青壮年，如此大规模流动到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