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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有一个统一的道理，然后才可以知道“天”（天道）和“人”（“人道”，社会）发展的趋向。孔子说“知天命”；就是说“人”应知道“天”的运行发展的趋势。孔子又说“畏天命”，要对“天”有所敬畏，不能随便破坏“天”的发展规律。因为中国哲学一向不把“天”看成一死物，而把它视为是有机的，连续性发展的，有生意的（生生不息的），与人为一体的。“人”的存在离不开“天”，这是大家都能懂得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人”有时把自己置于与“天”对立的地位，肆意地破坏“天”，把“天”作为征服的对象呢？这是由于他们把“天”和“人”看成只存在着一种外在的关系，而不了解“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息息相关的内在关系。“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不同，“外在关系”是说在“天”与“人”二者之间是各自独立的，各不相干的；而“内在关系”是说在“天”、“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天人合一”虽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很古老的哲学命题，但它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石，它同时也是一常新的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给以新的诠释的命题。我们在考虑人类自身问题时，必须考虑与“天”（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且应是接着“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不断深入探讨“天”和“人”存在着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当前人类社会不正是由于长期严重地忽略了“天”与“人”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正在受惩罚吗？不是“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吗？

儒学的现代意义（6）

由《周易》开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即“易，会天道、人道也”的思想）对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者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启发：

第一，“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人”不仅应“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对自然界应该敬畏，要把保护“天”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现在人们只强调“知天”，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天”，征服“天”，以至无序地破坏“天”，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科技万能）极端发展的表现。“科学主义”否定了“天”的神圣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天”的超越性，这样就使人们的人文精神失去了依托。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的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的恩惠。“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从而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责任。“天人合一”这个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的复杂关系，它不仅包含着“人”应该如何认识“天”，同样也包含着“人”应该尊敬“天”，因为“天”有其神圣性。这也许正是由于中国儒家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等），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起着某种宗教的功能，这就是它认为“人”依“天”所具有的“内在”品德经过自我德行修养而实现其“超凡入圣”的“超越性”。因此，“天人合一”不仅是“人”对“天”的认知，而且是“人”应追求的人生境界。因为“天”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天，而且也是神圣意义上的“天”，“人性”就其内在要求上说，以求达到“同于天”的超越境界。就这个意义上说，“人”和“天”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人”应与“天地”为一体，如孟子所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以实现其自身的超越。这样一种思维路径，不仅对我们走出“天人二分”（天人对立）的困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人类走向理想人生境界开辟了道路。

第二，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道理无法彰显，谁来担当实现“天道”的责任呢？这种对存在于“天”和“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认知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王夫之对此有一重要的说明。他说：我们考察自古以来学者的学说，从汉朝以来，他们对先秦儒家的学说只抓住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