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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2）

一阵哨声传来，工棚中午休的建筑工们渐次起身，揉揉眼，重新开工了，而对面五金店雇佣的木工们，则早已离开临时叠架床，重新操起锯、刨干活了。

我突然觉得，老范刚才说的那番话，似乎道出了他们夫妇自己、那些建筑工和那些木工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遥远、陌生、不甚友好的城市打工的深层原因。

看来，推动着中国城市化的无形之手不止一只。除了农村人多地少、收入微薄这只推力之手和城市收入更高、机会更多这只拉力之手之外，似乎还有一只颇具中国特色的“脸面文化”之手：本村的邻居、朋友、亲属们都进城打工去了，只有你还守在家里，只有你还在土里刨食，那你在别人眼里，就太没本事了、太没出息了、太没脸面了。时至今日，人不仅要为自己而活着，同时也要为他人的看法而活着。

其实，中国农民踏出离土又离乡的第一步，并非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轻松、那么容易。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的说法，历史上，中国农民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

“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对中国农民来说，只要土地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会迁移的。但是，在非常态情况下，特别是碰到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中国农民也会被迫迁徙。”曾经主编过《中国移民史》的葛教授在位于上海近郊的家里接待了我。他还分析了通常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被迫移民的另外一种压力：“另外，即使在常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情况：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满足不了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口迁移现象。”

但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现象的学者发现，如今输出农民工最多的几个省份，其实多数位于中国中部，而非最贫穷的西部。因为相对于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仍属落后，所以沿海大城市有吸引力；相对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还不算太穷、太偏僻，所以有进城找工作所需的足够信息、足够关系和足够路费。

这个现象有点儿像偷渡海外的中国非法移民现象：偷渡客最多的省份不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而是相对富裕的广东省和福建省。

“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富裕地区出来的，是经商的，中等地区出来的，是打工的，落后地区的人则不流动出来，因为落后地区的人可能连路费都没有。”中国著名民意调查公司──零点调查公司的董事长袁岳对我说，“有些农民工出来，什么技能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身上只带了500块钱，这也许是他一辈子的本钱，如果他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这500块钱可能很快就赚回来了，但如果找不到工作，路费也用光了，那他一辈子的本钱也就这样耗光了。这也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一个特点：有的贫困地区，如果贫困到了连路费都没有的话，他就不出来了。例如，西南、西北贫困地区出来打工的人就很少，如贵州、广西，打工的人就少，山西的情况是：有煤的地方很富，没煤的地方就很穷，所以山西出来打工的农民就不多。”

零点调查公司曾经从事过多次有关农民工的大型调查。在位于北京朝阳区佳程广场的公司总部中，袁岳这样向我介绍他们调查中的一个发现：“从全国来看，出外打工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不仅与这些省份的经济状况有关，而且也与这些省份居民的流动爱好有关。”

拾荒者老范来自安徽。安徽阜阳籍的拾荒者不仅遍布珠江三角洲，也散落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之中。袁岳和他的同事们也发现了农民工的来源地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的有趣联系：“北京的木材生意，基本上是福建人做，鲜花生意，主要是湖南人做，小商品生意，基本上是浙江人做，小商品中的眼镜、童装，基本上是浙江瑞安人的，普通服装，基本是浙江乐清、永嘉人的，低压电器，是浙江乐清人的。山东人出来，主要是做蔬菜贩运的，北京市场上的蔬菜，85％来自山东，而山东寿光县一个县的蔬菜，就占了80％，寿光人中，一部分人做长途贩运，一部分人做批发，还有一部分人做大的零售户。”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3）

袁岳也没忘了谈到北京的安徽民工：“北京摆摊的小菜贩中，安徽人比较多，安徽人大部分做的都是比较末端的生意，比如水电工、家庭中的低端装修工。因为家庭装修，安徽人接不了大单子，只能接小单子，而家庭中的高级装修工，通常是江苏南通人做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