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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诗人。有一次，孙犁看见她爱人头上的八角军帽不错，听说是她做的，就从自己长裤上剪下两块布，求她也做一顶。帽子很快做成了，还亲自送来，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总之，她过去留给孙犁的印象是满不错的，待人接物讨人喜欢，还有点儿天真。

现在，他很难把眼前的这位女书记，和过去那位美术系的学生联系起来了；严峻的现实像一把利斧，似乎把两个形象截断了。

酝酿了多日的接见，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谈话：总之，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本。

孙犁说，他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又是这样一声含含糊糊的回答。

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①这一次，他是躲不过了，一天晚上，他去看了那个剧本的试演。据说，这是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现代京戏，结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舞台上，他既没有看到当年白洋淀的抗日情景，也没有听到他熟悉的京戏。是什么呢？是五光十色，大轰大闹，瓦釜雷鸣，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特别是那被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折磨得声嘶力竭的女主角，假如不是年轻，早就晕倒在台上了。

第二天是在中国大戏院的休息室讨论剧本的修改。除了有关的一干人马，女书记也来了，就坐在孙犁旁边。

孙犁谈了对戏的印象，谈得很缓和，也很真诚。

但是戏并没有改下去，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了他的工作。说起来并不奇怪，在当时，按照孙犁的意见改写那个剧本，是很困难的。一句话，还没有到按照正常思维产生好剧本或好作品的时代。

无奈，孙犁施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交上去一个简单的脚本，声明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

对于他的脚本，剧团一个字也没有采用。

重返白洋淀

他也有收获，就是趁着修改剧本的机会，重去了一趟白洋淀。

那是在夏天，剧团的人都去了。他是“首席顾问”。和他坐同一辆吉普车的，有一位青年女演员，是主角。开车的是一位武生，因伤了腿，改行当司机。车子开得风快，使孙犁坐在车上，直像腾云驾雾，觉得他如不是伤了腿，满可以成为一名骆连翔式的“勇猛武生”。他很想请他开得慢一些，但一转念，还是少开口为妙；再则，经过几年摔打，也不在乎这些了。

车队在保定吃午饭，孙犁建议找一个好些的饭店，他请客。其实好些的饭店，也只是卖炒饼，饼又烙得厚，切得粗，炒得没滋味，最后，一碗有名无实的“木樨汤”冲下去了事。他自觉请客，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吃成这样，他有些抱歉，却也无法。当然，也没有人对他表示感谢。车子又风驰电掣起来，他们到了白洋淀边上的新安县，当晚在招待所住下。旧地重游，水淀上吹过来熟悉的风，孙犁久已麻木的心，又苏醒过来，他感到了疼痛，——也可以说感到了兴奋。他同编剧组一同绕着城墙散步。女主角原是刀马花旦，并能反串小生，但她的话似乎不多，没有给孙犁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因为她刚休完产假，挂念着家里的孩子吧？穿得也很平常，不上台，没有人知道她是演员。就是上了台，也是一头短发戴着一顶军帽，一身短袄裤佩一支木制盒子枪，和她原来的角色行当，很不相干。孙犁觉得，他熟悉的京剧之美，旦角之动人，在他的头脑里破灭了，正像眼前的白洋淀，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水产。正是：河山依旧，人物全非，他不觉暗自摇头叹息。

然后，他们到了王家寨。这是一个大村，在水淀，孙犁总是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他只能凭感觉，说自己住在村的南头。他住的是一间新盖的、面向水淀的、非常干净的小房。

虽然被禁锢了多年，一当来到这个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他的观察力仍然那么敏锐和可靠，他发现：房东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的爱人，比他年轻好多，非常精明。他家有几个女儿，都长得秀丽，又都是编席快手，一家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经年近三十，还没有定婚，原因是母亲不愿失去她这一双织席赚钱的巧手。大姑娘终日默默不语。她的处境，我想会慢慢影响下面那几个逐年长大的妹妹。母亲固然精明，这个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