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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所言正确，在隋文帝、隋炀帝之后，还有一位小皇帝，是隋炀帝的孙子，叫隋恭帝，仅在位一年（公元617—618年）。这种在历史长河中鲜为人知的事情，希拉克也有所了解，给扬州之行的中方人员印象十分深刻。

2004年1月26日下午在巴黎奥尔利机场，在等待胡主席专机降落之际，希拉克与赵进军大使聊天，突然谈到上海博物馆在香港市场高价收购汉代竹签，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文物的一个好办法。当时在场的有我文化部长孙家正等和其他先期抵达巴黎的中国政府高官，希拉克的重大消息使大家倍感惊喜。大家再次佩服希拉克对文物保护的重视，连一些犄角旮旯的事都很清楚。

读者可能以为，希拉克喜欢中国文物是为了让中国客人高兴。实际上，希拉克这种“大玩家”的水平在法国，乃至西方世界都不是秘密。记得有一位美国摄影记者将出席欧盟首脑会议的希拉克拍了下来。照片上希拉克全神贯注在一本书上做眉批，许多读者以为他在做笔记，但书名却泄露了天机，因为那是一本有关中国青铜器的书。我猜想那可能是一次马拉松式的欧盟会议，可能会议内容枯燥无味，也可能是谁给希拉克“进贡”了这本新书，让他“爱不释卷”，以至于带到了会场。我几次与爱丽舍宫的朋友聊到此事，他们没有正面证实，但明确告诉我，总统喜欢中国和亚洲艺术到了入迷的地步。若不是他国务缠身，他肯定会出席巴黎所有的东方艺术的展览和研讨会。但即使如此，总统还订阅专业杂志，闲暇时瞅上几眼，以至于他不用出门尽知天下大事。

写到此，我问自己，什么是“中国热”？如果希拉克是一介平民，他也许就是巴黎某东方艺术博物馆一位慈祥的馆长，抑或在巴黎某所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而这些人，我在巴黎见过成百上千。我想，“中国热”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底蕴和法国人民对中国这种悠久文化的喜爱，其中，当然也包括总统希拉克本人。

中国与法国的交往（1）

西学东渐——历史上的中法交往

18世纪上半叶，随着西学东渐，一些中国学者在法国传教士的影响下，开始踏上了解法兰西的征途。有稽可查的中国最早赴法国的中国学者或学生是黄某、胡约翰、高类思、杨德望。他们在法国一方面学习法国文化，一方面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帮助了解中国，对当时的中法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黄某，福建兴化人，我们只知道他的姓和1679年皈依基督教时的受洗名阿尔卡迪奥，中国名不详。1703年他随法国传教士郎洪仁到法，并在法皇家图书馆工作，负责编写《汉法字典》。他对中法交流的贡献是与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接触，特别是详细回答了孟德斯鸠有关中国哲学、宗教、刑罚、礼仪、语文、科举、政治、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为孟德斯鸠了解中国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胡约翰，1722年随傅圣泽传教士赴法。当初傅圣泽回国时，康熙曾通过傅圣泽赠送给法王路易十五4000册中国书籍。胡约翰在法国时，协助傅圣泽译释这些书籍。

高类思和杨德望是北京人，在京期间曾就学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门下，1751年赴法留学十多年，学习法文、拉丁文和神学，后又专攻应用科学、绘画和铜版雕刻术。在法期间，他们曾拜访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杜尔哥向他们提出关于中国工农业技术、物产、历史等方面52个问题，请他们回国后进行调查。他们回国后，与法国传教士共同写成《中国兵法论》、《米谷保存法》、《中国古代论》等，作为对杜尔哥提出问题的回答。2003年秋，法国杜尔哥协会和冈城大*合举办杜尔哥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杜尔哥后裔还专门给我打电话，希望邀请吴建民大使出席，原因就是杜尔哥曾通过其两位弟子高类思和杨德望专门研究过中国当时的经济学。记得研讨会结束后，吴大使专门将有关此次国际研讨会的资料带给了我，我发现的确很有意思。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我国与法国真正的外交关系却是由一位美国人牵的线，这是我始料未及的。1867年11月21日，恭亲王奕䜣奏请遣派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中国派往其他各国的特命大使。1869年1月24日，蒲安臣带着华人随员30人以中国使臣身份谒见拿破仑三世，并向拿破仑三世递交了国书，从此确立了中法两国的外交关系。1878年，郭嵩焘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国驻法公使，同年5月6日在巴黎呈递国书。

无疑，中法确立外交关系，对两国交往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然而，对中国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