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倭国草堂！(第1/2 页)

随着倭国局势的逐步稳定，李儒的战略计划进入了新的阶段。

单纯的军事控制和政治压制远远不足以确保大明对倭国的长期统治，

文化的渗透与民心的塑造才是他真正的目标。

因此，他按照朱高煴先前方式——在倭国大地上广泛兴办草堂，全面推进文化渗透，逐步改变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使大明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武力上，更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李儒明白，倭国并非一个单一的国家，它由多个岛屿组成，每个岛屿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

因此，他的策略不仅仅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要通过多点开花、全面铺开草堂建设，将大明的治国理政理念、文化传统、儒家思想、艺术教育等各个方面渗透到每个地方，形成一个文化网络，最终将大明的统治思想深深植根于倭国的土地上。

他不仅在主要的城市和战略要地开设草堂，还通过巧妙的布点，使草堂遍布倭国的各个乡镇，甚至一些偏远的村落。

每一个草堂都不仅是一个学术机构，更是一个文化、政治、军事多重功能的中心，草堂成为了大明治国理政的象征，是对倭国传统文化的渐进式渗透。

每一座草堂的建设都由李儒亲自指挥，严格按照大明的文化和儒家教义设计与规划。

草堂的功能不仅限于教育，它们被打造成集学习、讨论、军事训练、社会管理于一体的复合型机构。

李儒深知，要彻底控制倭国，必须让草堂成为民众和贵族都认可的文化与权力中心。

草堂的首要任务是文化传播，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普及。李儒指派了一批大明朝廷的学者和儒士，专门负责草堂内的讲学与思想启蒙。

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是每一座草堂的基础课程，李儒通过这些经典教导倭国民众如何为人处事、如何治国理政，以及如何理解“大明天下”的国家观念。

特别是在倭国的士族和贵族子弟中，草堂成为了他们学习大明治国理政理念和文化艺术的必修之地。

与此同时，草堂的学术氛围也吸引了不少倭国本土的文化精英，李儒通过这种文化渗透，将大明的治国智慧、科举制度、官僚体制等制度传递给倭国的政治阶层。

他深知，倭国的士族贵族是最关键的目标群体，只有他们接受了大明的思想和制度，整个国家的结构才有可能被彻底改变。

草堂的功能远不止于文化教育，它还兼具政治与军事职能。在一些战乱和动荡较为频繁的地区，李儒亲自安排了“兵学馆”与“演武场”，让草堂成为当地军事训练的中心。

倭国的武士们在草堂中不仅学习传统武技，还接受大明的兵法、战略战术、战场指挥等训练。

这些武士通过在草堂的学习，逐渐接受了大明的军事体制，并且开始用大明的方式来管理和训练士兵。

与此同时，草堂成为了李儒与倭国地方政权之间沟通的桥梁。

在草堂中，李儒设立了“讲和厅”，定期召开由地方贵族、官员与大明代表参加的和谈与协商会议。

这些会议讨论的内容从地方治理到税收改革，再到文化交流，涉及面非常广泛。

通过这些会议，李儒巧妙地将大明的法律、税收体系、治国理念逐步植入到倭国的政治体系中，借此逐渐削弱倭国的本土权力，强化大明的统治地位。

李儒非常清楚，民心的稳固对于大明在倭国的长期统治至关重要。

因此，他通过草堂不仅加强了对士族贵族的掌控，更加注重对普通百姓的教育与民生改善。

在每一座草堂里，除了进行文化教育外，还开设了“民事讲习所”，为百姓提供法律知识、农耕技术、手工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通过这种方式，李儒帮助倭国民众提升了生产力，也加深了他们对大明政权的依赖与认同。

在一些地方，草堂还承担起了社区管理和治安维护的职能，李儒指派的官员和士兵驻扎在草堂，保证当地的秩序与安全。

草堂成为了民众求助的中心，百姓若遇到问题，首先会想到求助草堂，而不是寻求其他的政治或宗教力量的帮助。

这种由草堂主导的社会管理方式，使得草堂逐渐成为倭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社会秩序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支柱。

草堂的影响力逐渐蔓延，倭国的各个岛屿、各个地区的草堂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