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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键时期”，这是性特征形成的时期。“我们有出生了两次的感觉，一次是为了存在而生，另一次是为了生活而生；一次是为了圣餐而生，另一次是为了性而生……就如同大海的咆哮远在暴风雨之前就已然开始，新生的激情同样也预言着这种风暴般的发育。朦胧的青春骚动警示着这种迫近的危险。”

将青春期视为关键时期的观念，在19世纪反复兴起；最热衷此观念的是那些医师们，他们在1780年至1840年期间写了许多有关男孩和女孩青春期的论文，以及与此有关的药物疗法。青春期不仅对个人是危险的，对于社会也是如此，当然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寻求自身特性的青春期少年是追求自我道德与身体形象的狂热分子。镜子使他着迷。对马科斯？斯特那来说，他就曾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并因此产生要解除社会枷锁的倾向。涂尔干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具自杀倾向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融入社会。此外，青春期少年的*使他们更倾向于暴力、野蛮和虐待狂（比如对待动物）。他们有*和嗜血的癖好。

从这种对青春期少年性格特质的描述来看，这是通向青春期犯罪概念的一个步骤，虽然只是一小步，迪普拉在一本有关当时青春期犯罪及成因的典型著作中对青春期犯罪者进行了分析。迪普拉认为，青春期少年是“天生的流浪汉”，迷恋于旅行和走动，骨子里就不安稳，整天忙碌于“近乎歇斯底里和癫痫状态的东奔西走，他无法抗拒旅行的冲动”。青春期少年有自己的病理，包括诸如“青春期痴呆”被定义为“一种蔑视任何障碍与危险的行为需要”这样的苦恼。这种不稳定状态可能会驱使他们谋杀，或是成为牺牲品。

青春期少年最麻烦的事情是他正在经历的性转变以及他对这种过渡状态的想法。医师们是身体的主要观察者，他们鼓动人们关心寄宿学校内诸如*、同性恋一类的问题，以及童年朋友之间的不正当行为。固然，只要公共礼仪未遭到冒犯，男性甚至女性同性恋就不会被视为犯罪，但同性恋这种“倒错”却成了一种受到详细审查的变态行为，就像是一种疾病一样。关注的中心是那些有着“坏习惯”的青春期少年。如何处理青春期少年过度的*是教育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焦点问题。这里迫切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家庭又怎能依靠一己之力在这方面做得充分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父母与孩子（8）

许多家庭痴迷于贵族化或卢梭主义，害怕与平民百姓和所谓不正当的人接触，梦想着在家中父母注视的双眼下来教育孩子；英语教师和奶妈成为首选。年少的司汤达还记得那种沉闷的孤独，他的父母让他沉浸在这种孤独中，目的是防止“与普通人家孩子”的任何接触，“他们从来不让我与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讲话……我不得不忍受有关父爱以及孩子义务的没完没了的说教。”他通过撒谎来求得解脱，唯一的梦想就是逃离。

对于长到一定年龄的孩子来说，将他们送到外面的寄宿学校去被认为是必要之举。15岁到18岁的女孩通过寄宿学校来完成她们的道德教育，并为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同时也为获取在婚礼宴会中所需的“取悦于人的艺术”。生活在初中或公立中等学校那种兵营般氛围中的男孩子们，他们在那里准备通过学士学位考试，那是中产阶级身份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些学校名誉不佳。波德莱尔在其中的一所学校里上学，几乎要厌烦透了，他在1838年8月3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烦躁至极，以至于没有缘由地大喊。”乔治？桑德对于不得不将儿子送往一所这样的学校而忧心忡忡，她为不能再继续教育自己的孩子而忧伤，“对于那些冷静的家庭来说，有责任将孩子留在家中，而不是强迫他们去中学学习生活，在那里，唯一的平等就是用拳头获胜。”寄宿学校因为*和同性恋现象而受到谴责。罗歇？马丁？加德在他一部死后出版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描述了1880年前后在一所中学里的性生活。但是，由于寄宿学校年轻人的“女性化”、法国1870年的战败以及人口的减少，公众尤其是保守派对寄宿学校进行了谴责。希望延长他们儿子的教育的那些穷人和农民家庭，被迫将儿子送往寄宿学校，中产阶级家庭却把孩子留在家中，或者在需要的时候将他们送去作为不留宿的白日制学生进行学习。对于勒古韦和乔治？桑德来说，这种安排是能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的。中产阶级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为自己的后代定下他们未来生活的基调，扮演他们孩子的保护伞和私人教师的角色。与世俗的国家教育和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