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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就有那多事的人给加上一个‘金’字，从此就金鲤鱼金鲤鱼的叫顺了口。”这段话多么透明、多么潇洒！“姨妈把毛衣交给我，看看还是崭新的。这些年来，倒是我自己把它穿旧了。我没有了母亲，只保留这件纪念品，以后每年冬天，我总穿着它，母亲的爱，好像仍旧围绕着我。”这段话多么亲切、多么生活化！写这样的白话文要才情也要功力，有人以为这样的文章人人能写，那也只是以为。难怪新文学运动提倡这种文体，它确有许多优点。

新文学使用语言，本有“标准化”的倾向，但中国地大人多，交通不便，各地语言自成格局，各有独特的词汇、谚语、歇后语。这些都可以成为作家的筹码、财宝、武器，新文学既以“活语言”为标榜，理应进一步依赖大众的口语。排斥文言所造成的损失，也许能从方言弥补。加以作家也难免偏爱自己的家乡话，于是四川的作家写“耗子”，东北的作家写“胡子”，广东的作家写“打工”，台湾的作家写“牵手”，大家看了，也很喜欢。

“鸡蛋碰石头”固然是好句，“生铁碰钢蛋”也不坏。“丑媳妇终须见公婆”甚婉，“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蹓蹓”却甚豪。“黄河边上卖清水，气死黄河”，“长江边上却饿死了卖水的”，两种假设，各有妙处。说到竹笋：“这叫笋仔，竹的囝仔，常给大人掘出、剥皮，一片一片切下，煮熟，吃了！”你看，这话连用了三个带“子”的字，其中又有两个是“人”字旁，立刻把竹笋人化了，读了，真以为吃笋是残忍的事情，无异把胎儿装进蒸笼。

白话文学以“话”为底本，而“话”本来是说给旁人听的，因此：一、它的句子短，以便一口气说出一口话来；二、句子的内容简单，听来容易明白。“蝇营狗苟”中看不中听，因为单音词和同音字太密集：“像是见缝就钻的苍蝇和见了骨头就啃的狗一样”，又中听不中“说”，因为句子太长，需要中途换气。“像苍蝇，见缝就钻；像狗，见了骨头就啃。”这样才听、说两便，句子短，每句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可是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外国的文学作品纷纷译成中文，译书的人对外国语文那样又长又复杂的句子不知怎么有好感，大量照译，有些作家读了那些书，不知怎么也对那么长的句子有好感，刻意仿制，于是文学的语言大起变化，出现“在银行放款部当经理的是跟她离了婚的丈夫”，“年轻而放荡的我和老年而拘谨的他居然在宗教问题上意见一致”。当时管领风骚的名家才人，居然写出：“它那脱尽尘埃的一种清澈透逸的意境超出了图画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还有：“那些自骗自的相信不曾把他们自己的人格混到著作里去的人们，正是被那最谬误的幻见所欺的受害者。”于是有人大叫：“中国的语言那里去了？这怎么得了？”

翻译家也有很大的功劳。读翻译的作品，中国读者知道形容一个人一口气喝下大碗水，不但可以用“牛饮”，也可以用“鱼饮”。知道我们眼中的“银河”，在人家眼中是“牛奶路”。人可以“埋葬”在沙发里，新人进了房并不是婚姻成功，夫妻感情美满才是“成功”。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原来是他的“篱笆”，可以保护他，也给他一块“地盘”，一块用武之地。作家需要新意象、新词汇、新角度，在翻译的作品里可以找到很多。作家需要新句法，被动、倒装，把假设或让步的句子放在后面，都值得兼收并蓄。“不久的将来”，“最大的可能”，“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可怕的经验”，不是有很多人在这样说、在这样写了吗？“一过密西西北河，内布拉斯卡便摊开它全部的浩瀚，向你。坦坦荡荡的大平原。”“中西部的秋季，是一场弥月不熄的野火，从浅黄到血红到暗赭到郁沉沉的浓栗，从爱荷华一直烧到俄亥俄，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维持好几十郡的灿烂”。诗人能写出这样的好句，也许正因为他同时是一位译家。

句（3）

文艺的世界里有一个现象：如果有一个人说“东”，往往就有另一个人说“西”，是东是西，要拿出作品来。那个说东的人尽量往东走，最后又向西退回一段路；那个说西的人尽量往西走，最后也向东退回一截。西仍是西，东仍是东，只是东中有了西，西中也有了东。我们的文学语言有过标准与方言之争，本位与欧化之争，论战并未终结，综合的文体已现。文言与白话之争也是如此。“一清见底”的白话是一种可爱的风格，但应不是新文学惟一的风格。早期领导白话文学的人对文言深恶痛绝，他们的作品里如果也有文言的成分，那是因为白话文学尚未成熟，得心不能应手；可是他们的追随者认为文言并没有那么坏，可以做白话文学的养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