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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璟等对此情况，多方考查，乃至自治失败之地，多为连年天灾**，民不聊生，而当地人民之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于此而设立机关，空谈自治，是无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其筹备地方自治无法定组织，各自为政，多假托于地方官吏豪绅之手，支离破碎，名实俱无，结果自治之组织愈大，豪强之把持愈加，自治之耗费愈多，人民之负担愈重，名为自治，实乃自乱。”

“顾将军（顾品珍）主政云贵，前日亦写信告之，曰吾省以农自立，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以农为业，而农民全散处于乡村，故自治之基础在乡村。近年以来，因受天灾**之影响，不独边远地方以及匪区灾区农村濒于破产，人民救死不逞，即号称富庶之区，秩序未经破坏，亦且岌岌有不可终日之势，生活不能安定，对于自治事业，自难感觉兴趣。”

“所谓土豪劣绅即指乡间一般人之愚懦受欺，一二人之威福自恣的事实；却非某个人的品行问题。破获烟赌而罚款，军警机关行之，其祸犹小；自治机关行之，为害实大。禁烟禁赌，诚然最宜由地方自治来作这功夫；但假使自治区公所亦能破获烟赌，随意罚款，那便是形成土豪劣绅的绝好机缘了。乡民愚昧懦弱，自是社会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非经济进展，文化增高，无法免除土豪劣绅的事实。但若本着数千年无为而治的精神，让他们度其散漫和平的生活，却亦不见得有几多土豪劣绅。所怕得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那就没有土豪劣绅的地方，亦要造出土豪劣绅来。请君试想：本自容易受欺压的乡民；将其划归一个区域、而安上一个与地方官府相衔接的机关，此机关时时向他们发号施令，督迫他们如此如彼，又可以强制的向他们加捐要钱，检举他们某项罪名（例如烟赌）而处罚他们；这简直是替土豪劣绅制造机会，让他正式取得法律上地位，老百姓更没法说话罢了。不独给他以法律上地位而已；并给他开出许多可假借的名色题目来，又且资他以实力。”

“湖南自治得以成功，乃因其地经济发达，新政深入人心，人民不欲湖南为南北势力之角逐地，有自治之强烈要求。然对根本说不上自治及根本不具备去举办自治条件之地，而强要举办自治，无异于揠苗助长，非独无益，且有大害。”

“今后实施地方自治，依璟等所见，目下中国的现实，有自治诉求之地者，可予帮助其实施自治，而无有诉求者，亦或其地经济文化未达足够程度者，不可遽然实行自治。村县如此，省亦如此。可自治之省立宪自治，而不宜自治之省，当为中央直辖行省，自治省与直辖省并存，为当下中国之所宜也。”；

唐夫人看完信后，眉头变得舒展开来。

“你说得很对，”她笑着说道，“你这封信上去，我估计他杨瀚之是会冒冷汗的。”

唐璟的信其实写出了目前关于在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实情，在唐璟等人看来，目前有除湖南以外，有些省盲目跟风实行的“地方自治”，仅仅只是一种“包办民主”——即在底层民众没有内生出“自治诉求”时，由政府单方面主导的自治运动。这样的结果，既难以获得底层民众的呼应，更得不到底层民众的监督；最终，这些自治机构无一例外会蜕变成权力机构，从启蒙民众转向压迫民众。而湖南在“驱除张唐”后实施地方自治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其原因则在于：“自治”是湖南民众内生的主动诉求，是他们在要求实行自治，在监督省政府实施自治，在积极参加竞选参与自治。

如今中国各省的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各省的民众生活水准相差较大，一些地方的民生和经济发达的省份无法相比，远远没有达到实行地方自治的条件。而和目前远在北京的杨朔铭相比，唐璟更为了解本省及周边省份的情况。他已经从外省失败的“地方自治”运动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县自治”是个好东西，但目前条件不够没有做好，应该把它做起来；第二，民主是等不来的，更不能寄希望于“包办”；即便有愿意“包办民主”的团体和政权，若无民间的内生诉求，其结果，恐怕比原来也好不了多少。

“他这一次总算出了点错，让我帮他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