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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日尼科夫叹了口气。

“这种喜事他们可没见过！”谢米施内依突然把中尉拉向了自己，“不能把神圣的东西交给他们。宁肯死也别给。”

“我什么都不明白。什么神圣的东西？”

“时候一到我就会告诉你。而在这之前，你要象对待上帝一样，听我的活。你要相信，我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这样说。歇过来了吧？那就拿起冲锋枪，到地面上去。上去，中尉！让他们知道：要塞还活着。让他们见到死人也害怕。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也别想闯进俄罗斯！”

普鲁日尼科夫怀疑，准尉是否濒临失去理智的边缘。一种按捺不住的暴怒愈来愈经常地迸发，因而他无情地驱赶普鲁日尼科夫到地面上去。普鲁日尼科夫没有跟他争辩：对他来说，除了对敌人的仇恨，一切都不存在了，但是，他的这种仇恨有别于谢米施内依的仇恨，它是冷静的、理智的。

一九四二年元旦的这一天，他很是走运。不知是由于德国人新年狂饮而丧失了警惕，还是由于调来了一些新兵，他们还没有学会对这死寂的要塞里比比皆是的、黑洞洞的无底深渊怎样戒备，他一下子撂倒了两个，从一个很好的掩蔽处一枪结果一个。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他在地下室里跑了很久，最终逃脱了，因为正值暴风雪天气，他的足迹就连最有经验的警犬也无法寻觅。

他把追逐的敌人引到离洞穴较远的地方：差不多快到霍尔姆斯基大门处。在那里德国人最终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他们呐喊了一阵，乱窜了一阵，乱放了一阵枪，然后空手离去。而他却在一个僻静的壁龛里躺到黄昏以后，才往自己的洞穴走去。他要向准尉汇报：又有两个可以在阎王簿上签到了。

他非常想使准尉高兴高兴，因为准尉近来实在力不能支了。他常常陷入昏迷状态，常常由于不堪忍受的疼痛而叫喊起来，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浑身可怕地打寒颤，额头上冒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只是凭借无比的意志力，自己那渐趋僵硬的躯体才维持着生命的余辉。

“看来，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在通常的一次发病以后神志清醒时，他无限忧伤他说，“看来，需要你了。”

“需要我做什么？”

“我快要死的时候再告诉你。怎么，战争结束了吗？”

“不象是。”

“那你为什么还坐着？有子弹吗？”

“有，”普鲁日尼科夫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往这个暴风雪肆虐的元旦清晨走去。

而现在已是黄昏时刻，他急于去向这个奄奄一息的人报告好消息，以使他高兴。但他刚走到拐角里面、还没有到达洞孔的时候，就听到了沉闷的呻吟声。看来，谢米施内依是在声嘶力竭地喊叫，就连厚厚的沙土也无法淹没他的喊声。

普鲁日尼科夫急忙钻进了洞孔，在一片漆黑里他摸到了最后一截蜡烛，点燃了起来。他没有呼唤谢米施内依，他知道这意味着完了，意味着在他的人生中又一个亲人正在离去。他拿起一块破布，擦去了准尉额头上的汗珠，呆呆地站在他身旁。德国人能否听到这些喊声，对他来说已无所谓了。他已经疲倦了——不论是送别，不论是战斗，不论是生活。

喊声骤然而止，突然沉寂了，谢米施内依自己安静了下来。普鲁日尼科夫想，这下子——完了。然而准尉睁开了眼睛：“我叫喊过吗？”

“是的。”

“为什么不把我唤醒？”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吱声，谢米施内依叹了口气说，“懂了，是不忍心吗？可你有这种权利吗？当敌人的皮靴踩到了我们母亲身上的时候，我们还考虑什么不忍心呢……”

谢米施内依说话很困难，呼吸急促，吐字已不清楚。死神已渐渐向他逼近，他的两手已不能动弹，只有两个眼珠还在滚动。

“我们问心无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吝借自己。直到最后也是如此，直到最后。不能允许自己在死神来临之前杀死自己。只能如此。只能如此，战士。以死还死。只能如此。”

“已没有力量了，谢米施内依，”普鲁日尼科夫轻声说，“再也没有力量了。”

“没有力量了？马上就会有的。我马上就给你力量。解开我的衣服，敞开我的胸口。解开棉袄、军衣——统统解开。解开了吗？把手伸进去。怎么样？感觉到力量了吗？感到了吗？”

普鲁日尼科夫解开了准尉的棉祆和军衣，怯生生地、懵里懵懂地把手伸进了准尉的怀里。他那粗糙的、冻僵了的手指立即触摸到冰冷的、光滑的、摸上去质地厚实的绸子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