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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子、碗筷和菜刀，其他的就全是捡的。尽管吴杰每天都能讨到几十块钱，自己也能靠体力在外挣一些钱，但吃、用方面还是非常节俭，一天的所有开支控制在3块钱以下。平时就买些白菜、萝卜吃，而且是在最便宜的时候买。

晚饭做好了，那是吴乃现中午吃剩下的饭，没有做一道菜。吴杰将饭里蘸了些许白糖，就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我们聊到吴杰，我问吴乃现：“你准备这样带着他在城里讨一辈子吗？”

吴乃现又一副痛苦的样子：“他只有12岁，不能做什么，我准备等他大了，给他买一个轮椅和修鞋机，让他修鞋子，自己养自己。要不，还能怎么办呢？”

有个问题一直藏在我心中，据传闻武汉有很多像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是被人拐来的，是被人利用来讨钱的工具。吴乃现在武汉一年多，也许对这些内幕了解得要多一些。但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吴乃现却一副避而不答的样子。他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不能说，你也不要问，知道多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弄不好还会惹麻烦。

在我再三追问之下，吴乃现总算是松了口，但他嘱我一定不能到外面乱说，让其他人知道。吴乃现说，他到武汉来了一年多，据他所知，武昌、汉口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有十几个，他们不是被人拐来的，而是租来的。

“租来的？”我没听懂吴乃现的意思。

“是的。”吴乃现进一步解释，“这些小孩大多数是安徽、河南农村的，有人专门找这样的残疾儿，找到后就跟他们父母提出来租用，以每天给孩子父母10块钱的条件，带小孩到城市里来讨钱。那样的孩子养在家里面也是累赘，交给别人后每月还能挣300块钱，所以家里大人也愿意。”

“租孩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问。

“也都是从乡下到城里来的农村人，有的还在城里讨过饭，他们发现残疾小孩讨钱多，于是就想办法弄一批来养着。现在不光武汉，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不做事，专门领养三四个小孩，在城里租一间房，晚上让孩子在一起睡，白天就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要，要的钱全部都得上交。他们按月给孩子家里寄一部分钱，其他的钱就全部归自己了。说来这些孩子才真是可怜，不仅自己落不到一分钱，而且不管多热多冷的天都得出去要，不要的话就得挨打，受欺负！”

吴乃现讲述的残疾乞儿的内幕令人瞠目。我分析他所讲事实的真实性，个人感觉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吴乃现说，吴杰在外乞讨的时候，曾有人找过他，想以每天10元的价钱租借吴杰，但他没有同意。因为他和那些人打过交道，了解他们的一些内幕。

听爸爸和我讲这些事情，一旁的吴杰也开口了。他说去年他在中南商业大楼一带讨饭时，一个帮别人开出租车车门讨钱的小女孩对他讲，她和另外三个女孩都是被一个大胡子拐来的，她们每天都得讨，不然就会被毒打。还碰到几个卖花的小女孩，也是从安徽租来的，10块钱一天，每天起早床卖花，卖不到50块钱也要挨打。

已是晚上10点多了，我起身告辞。走的时候，吴乃现再三强调，他说的那些人长期在城市里混，有的还与黑道有染，让我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泄露出去。

第六章　撩开“学生乞丐”的神秘面纱

1、“学生乞丐”从何处来？

——街头的“学生乞丐”从何处来？为什么年纪轻轻却靠骗人骗己、出卖人格的方式讨钱？

——“学生证”、“身份证”是花钱买的；6个人分工协作，每人划定一片城区，在各自的地盘上讨钱。

——很多市民明明知道他们是假的，但还是会给他们钱。

——本书作者体验“学生乞丐”：两个小时，“进账”39元5角！

在武汉三镇漂泊流浪的日子，时不时地会碰到一类已经被当地媒体多次曝光的“学生乞丐”。他们或男或女，都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有的模样还相当斯文。在天桥上，在人流密集的商业中心，他们通常胸前挂一张写有“悲惨身世”的大牌子，双膝着地，默不作声地跪在那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

1年前，我还是《楚天都市报》的一名记者的时候，我们曾在报纸上揭露过这类“学生乞丐”的真相。当时是在街头碰到一个如上模样的小伙子，牌子上写着他是贵州某某学校的学生，因家庭父母病故而辍学，无奈自己抛面街头用这种方式筹集上学经费。当时，“学生乞丐”还是一个新事物，市民包括记者对他们所述都莫辨真伪。后来记者尝试和他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