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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传给了他的儿子温斯顿，被人们叫了很长时间。

伦道夫·丘吉尔在内阁中自感地位重要，力图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把手伸到了财政以外的领域，他干预外交事务，公开表示要与德国和奥地利加强联系。他采用类似反对党领袖格莱斯顿的政策来制订预算，主张减少税收和降低军费开支。对此，海军部未予反对，却遭陆军部的拒绝。他的主张在内阁中也屡遭反对；他自恃政府少不了他，曾两次以辞职相要挟迫使索尔兹伯里作出让步。但在1886年12月，他为强行使他的财政预算方案得到通过而第三次提出辞职时，等待已久的索尔兹伯里终于等来了把这位难以共事的内阁同僚清除出去的适当时机。索尔兹伯里正确地判断了形势，认为伦道夫的辞职不会对内阁以及政局产生根本性影响，于是平静地接受了伦道夫的辞职，随即任命原自由党前排议员G·J·戈申接替财政大臣职务。这样处理虽然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波动，但政府还是挺住了。显然，结局大大出乎伦道夫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后来曾有人问及伦道夫为何轻率辞职，以至于过早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他回答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会犯错误。拿破仑忘记了布吕歇尔，而我却忘记了戈申。”

伦道夫·丘吉尔只当了5个月财政大臣，便又回到了下院后排议员的席位上，并且是一去不返。他期待过一段时间会有机会再次出山。但对每一次“让伦道夫回来！”的呼声，索尔兹伯里总是置之不理。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时的听众越来越少，报纸也很少再登他的消息。政治上的失意使伦道夫极为苦闷，因而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1895年1月24日，伦道夫·丘吉尔撒手人寰，溘然长逝，终年46岁。

伦道夫·丘吉尔的追悼会是在西敏寺举行的。首相和很多政界要人都出席了追悼仪式。葬礼在伦道夫的故乡伍德斯托克小镇的教堂里举行，箭后下葬于布雷登的教堂墓地。那里是许多丘吉尔家族成员的最终安息之地。也许，伦道夫·丘吉尔应和自己的妻子一样不为此生而感到遗憾，正如26年后逝世的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临终前自豪地宣称的那样：“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我为英国生下了丘吉尔！”这当然是指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传……３　顽劣的学生

３　顽劣的学生

关于温斯顿·丘吉尔出生的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母亲，美丽、活泼而又十分贪玩的珍妮，不听家人的劝告，在温斯顿出生的当晚，仍坚持参加了马尔巴罗公爵在布伦海姆宫举行的舞会。舞会中间珍妮突然感到阵痛，被人们扶到大厅旁边一个临时女更衣室里，在一大堆女客人们的大衣、帽子和毛皮围脖中间生下了温斯顿。这个早产儿大声地哇哇直哭，显得活力盎然，使初做母亲的珍妮感到自豪和喜悦。

为了照看小温斯顿，家里为他请来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安·爱维莉丝特的中年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是位生性和善的妇女，她一直照料着温斯顿，跟着丘吉尔家一起去伦敦，赴爱尔兰；后来还照顾温斯顿的弟弟约翰并兼管家务，直到丘吉尔兄弟长大成人。温斯顿亲昵地称她为“爱姆”。小时候照料他的是“爱姆”；在他上学之后经常写信给他问寒问暖的是“爱姆”；他在学校遭鞭笞后爱抚他的也是“爱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的慈爱深深地留在温斯顿的记忆里，很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

7岁那年，温斯顿·丘吉尔被父母送到位于阿斯科特的一所名为圣乔治的贵族子弟寄宿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的条件相当好，每班只有10个学生；校园内有豪华的游泳池，宽大的足球场和板球场，甚至还装有在当时很少见因而十分新奇的电灯。因为是专为上流社会教育子弟而开办的，所以所有的设备以及师资都是第一流的，学费自然也特别贵。主持校政的是学校的创办人、高派教会的一名年轻牧师雷夫·H·W·斯尼德——基纳斯里，教育方式极其刻板，方法非常严厉。丘吉尔认为：“它们的残酷甚于内务部所设任何感化院中所能忍受的责罚。”

温斯顿经常看到，学校每月至少有两三次将全体学生召集在图书馆里，看少数犯了过错的学生被班长拖到隔壁的房间里挨打。他自己由于性格倔强，当然也逃不掉类似的遭遇。但他决不屈服，极力反抗，在挨打时拼命哭叫、踢打，有一次甚至把校长的硬草帽踩得粉碎。他心里非常痛恨这里的一切，十分怀念自己家里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学期结束时，从学校发的成绩单看，他的历史和地理学得较好，其他功课则都较差。学校给他下的评语是“淘气”，“贪吃”。对他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