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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段祺瑞在短短半年之间花掉了八千余万，其中用在明处的军费开支就耗去五千万，为了扩大麾下九个师的军力，又花费一千二百万元从四川购买两批质优价廉的火炮、重机枪和步枪等武器弹药，再加上暗中付出的一笔笔政治收买、军队拉拢等款项，段祺瑞已经囊中羞涩所剩无几，不得不再次致电南京，请求萧益民提前支付江南各省应缴中央的八千万元赋税。

八千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去年四川省政府收到的全省赋税就超过了这个数字，这还没有将四川各地直属南京行营的两大军工企业的巨额盈利包括进去。

得益于五年来的巨额投入和迅速发展，以及大批工商企业的免税期结束正式征税，今年前十个月，四川省政府就已经超额完成全年税收任务，因此，仅四川一省今年就能向南京行营上缴五千万元赋税，剩下的再次投入到四川各地的基础建设当中。

可是，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七省的两年免税期尚未过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均在地方军阀陆荣廷、莫荣新、鲁平山、唐继尧的控制之中，除了已经成为萧益民集团重要一员的贵州督军兼省主席鲁平山之外，其他几个不可能给任何人交税，至于鲁平山治下迅速发展的贵州省赋税，从来就没有一个统计数字。

而山多地少的福建，仍然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恼火之下萧益民自十月份起，明面上时常呼吁福建地方政府顺应民意，锐意改革，暗中却对福建采取暗中包围、步步蚕食的计划，使得福建南北包括漳州全境在内的数十个县脱离了福建省政府的阵营，投入到萧益民阵营之中。

因此，福建省政府不但没有一分赋税上缴，反而三天两头恳求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予以救济，但是在萧益民集团的无情打压下，李厚基等人的垮台、福建全省归附南京行营的时刻指日可待。

原本中央政府还有个富裕的税源地上海，可自从南京行营提前半年将上海全年赋税四千万元上缴中央财政之后，整个上海就通过中央特别会议做出的决定，自一九一九年元月一日起正式纳（——屋最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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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南京行营的管辖之内，以后上海不管是穷是富，也只是通过南京行营每年向中央政府上缴四千万元赋税，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上海指手画脚的权力。

最后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希望的就剩下两淮和浙江的盐税，可两淮盐税已经提前半年上缴中央，浙江盐业刚完成产业整顿，购进的大批先进生产设备和扩大近十倍的盐田陆续投产，不可能在短期之内产生巨额利润，如果南京政府能体谅中央的困难，为浙江提前支付明年两千万元的全年赋税，中央政府那大爷们就会高呼阿弥陀佛了。

段祺瑞和他的心腹们日子过得愈加窘迫，相比之下；名义上基本统一了中国南部的萧益民如今可谓风光无限，富得流油，不但有实力强大的中国工商业银行、美国蓝旗银行这两大银行做后盾，而且还控制着全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军火生产和百分之八十的军火贸易，一年来强大的英美两国财团蜂拥而至，在长江流域各省砸下了一笔又一笔巨额投资，萧益民集团从中获得的衍生税收不下千万。

再加上萧益民深得老天眷顾，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连续两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不但大大缓解了两亿多民众的生存压力，也给萧益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实惠。

更让人眼红的是，萧益民不但通过各种手段，推动中央政府免除了七省民众两年的赋税，而且还建起了宜昌、南昌、浦口三大粮食储存仓库，斥巨资大量收购南方各省农民手中的余粮，弄得每年都要从江南各省购买数十万吨便宜稻米运回国内的日本人急得上蹿下跳破口大骂，一次又一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

年关将至，摆在段祺瑞集团面前的形势愈发严峻，段祺瑞与十余名心腹苦商多日，最后不得不做出再次向萧益民伸手求援的决定。

谁知电文没有拟好，前往南京求援的人员尚未选出，广东粤西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内战，不愿屈居桂系军阀之下的粤军将领邓本殷、陈济棠、李济深、张发奎等人合兵一处，对残酷压榨广东民众的桂军各部发起突然袭击，战火瞬间燃遍粤西大地。

早已被架空的广东省长岑春煊调停无效，一怒之下电呈中央政府和总理段祺瑞请辞，随后不等段祺瑞政府做出任何决定，便带上家小离开广州，乘坐英国客轮返回上海寓所。

段祺瑞集团这时哪里还有精力管到远隔数千里的广东，但是又无法推卸中央政府应负的责任，只好匆匆发表声明予以痛斥，严令桂粤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