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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引咎辞职。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

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在渔网上的麻雀。

他想解开网。母亲冲他喊：“不要放，放了又吃果子，挂在那儿还能吓吓别的。”一群村里的孩子，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手里拿着剪刀。不知怎么“呼啦”一下进了院子，都盯着那只麻雀。

领头那个个子最大，说“这个好吃”，伸手就去够。

老陈一着急，把网剪破了，把鸟攥在手里，翻过身，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缠在脚爪上的黑色细网。一点一点。

小孩不耐烦，伸手来抓。他一扬手，鸟飞了。

这个细节，和他有点剃得太光的后脑勺，让我觉得他像电影里的憨人阿甘。

他是农民，只上过六年学。一九九九年开始，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先到处投诉，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去真正关心环境”。

二〇〇六年，我见到他。能证明他富裕过的只是一辆满是灰尘的奥迪。他准备卖了它，成立个环保基金会。阿甘只是电影里虚构的人物，但陈法庆有他真实的人生：漏水的房子，生病的妻子，明天一早得补好的渔网，身后没人跟随。村里人都说：“陈法庆给我们办了不少事。”

我问他们：“那这七年里，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做？”

“没有的。”一个矮矮壮壮的小伙子说，“前年他要我们联名写个呼吁，我没写。”

“为什么？”

他笑一下：“忙生活，忙得很。”

“那都是要钞票的事。”老年人磕磕烟灰，“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哦。”

“陈法庆不就在做？”

小伙子插句话：“村里人觉得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闲事？这不都是你们每个人的事么？”

“有他做就可以啦。”

所以他一个人做，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告省政府没被法院受理，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没有回音。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他全部家产。陈法庆只说：“到钱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来。”有次与《半边天》的张越聊起，她说：“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右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到达。”

郝劲松也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几乎是青的，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零三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十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