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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没有也不要紧。

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里的四十六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八人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甚至有个父亲来找他说：“我的儿子就因为学你，变得很老实。吃了很多亏。”

老范写：“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难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励别人来做志愿者。

节目播出后那个暑假，有三所大学和几十个志愿者去板烈小学给学生补课。搞晚会，来来去去。卢安克说，学生“被忘记”的状态改变了，成为“被关注后又被忘记”。他在博客上写：“请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只因为我才想来？是不是期待着看到什么？如果是，你面对学生就不是真实的，对学生不可能是纯粹的，所以你也就会被他们否认。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学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志愿者的学校。”

在给老范的回信中他写过：“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

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博客点击量骤增，每天十几万。

卢安克说那些来寻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离开学生去休养，一下子要我写什么，要我带头什么”，他不得不躲到学生家去，因为“我午睡的时候随时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床头等我醒来”。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给他的陌生女性。有人写“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学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么伟大”，想在他身边生活半年，研究他这个人。

他回信说：“我不要你们关心我，我要你们关心我的教育方法。”她来信说：“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上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也有记者短信我：“请告诉我卢安克的电话，我要给他一个版来报道他，帮助他。”我回信说：“他有公开的邮件地址，你先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再说吧。”他自信满满：“不，我直接电话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写：“他没电话，另外，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意愿。”他回我：“那我去找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没有再回了。

过了半小时，他又发短信来，说已经登上火车，留下余音袅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还有次开会，碰到一个人，带点诡异的神色说：“你做了卢安克的节目？”我说：“是”。

饭桌上他坐我对面，忽然把脸凑近来，耸着肩，带着狎昵的口气极轻地说：“我觉得他是个恋童癖。”一只流浪猫探头探脑地走过来，想找点吃的。他突然站起来，暴喝“滚，滚”圆瞪着双眼冲过去，把猫赶了出去。

卢安克半合法的身份开始变得敏感，他暂时关闭博客，声明自己没有取得志愿者与教师资格。但这引起了更大风波，媒体认为当地政府要驱逐他，舆论的压力很大。

我写信询问情况，征得他同意后，在博客里作了说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他希望媒体和公众“千万不要给广西公安厅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当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问他，我们是否能与当地政府联系，沟通解决他身份的问题。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这话刺动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么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体开始介人这件事，认为向广西政府与公安部门施压可以让卢安克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