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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洗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最初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伊拉克代表团参赛资格，她像孩子一样不停地哭叫。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她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运是什么。”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说到这段时，翻译半天没吱声，我奇怪，偏过头看她。

小周正在低头哭，小卷发一抖一抖。

达娜看着她，晶亮的两大颗泪，含了一忽儿，扑落掉了下来。这个故事她在媒体面前讲过多次，我只见她这次掉了眼泪。

翻译或是采访，不仅是工作，是人与人的往来。

老王看体操比赛的初赛，一堆十五六岁的小女孩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跳马，头发又短又硬，他有点奇怪，指给我看。我查资料，才发现三十三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这个高龄体操运动员是为了用比赛的奖金给儿子阿廖沙治病，也为此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加人德国国籍。

约了她，快开始了，才发现写提纲的纸不见了，一顿乱翻，像个溺水的人，只能从直觉开始问：“你代表德国队比赛，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练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可能不爱国，你怎么看？”

她说：“如果他们也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也许他们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承受这些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我问完这句，丘索维金娜没有等翻译，就直接回答了问题，她从我脸上看懂了我在问什么。

通常采访有翻译时，我说完话都低头看稿子，受不了与采访对象沉默对视的压力。但这次我的膝盖上空空如也，每说完话，丘索维金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过一遭，反应出下一个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来到嘴边。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交给那个叫柴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