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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呷着酒，然后耐心地说：“我总是说人们为了个人利益会极力滥用市场体系的，毕竟，我花了大半生的精力来说明各国政府将各种不合理的垄断和特权给予少数受惠者带来的后果，我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是，”他挨个看了看我们每个人，“经济自由没有道德是不能很好地存在下去的，特别是在其鼎盛时期。”

韦恩点点头，“极权主义者都赞同需要严谨的道德思想。”

斯密久久地看着韦恩，“显然，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他说，“社会需要一个国际化的道德基础。”

“得了吧！”卡罗尔刺耳地说，“柏林墙倒了，你又来为自由市场的存亡操心了？”卡罗尔怀疑地看了看周围，“除了‘红色之旅’，‘光辉之路’和一些其他疯狂的恐怖分子，还有那些……那些……比如‘人民高于利益’组织。”

我看了看她，皱紧了眉头。

“你们没读过这些文章吗？”卡罗尔从她的公文包中抽出一张报纸，铺在桌面上。大字标题写的是“被挫败的暗杀：俄罗斯驻联合国特使被炸”，副标题是“POP组织声称对此次爆炸负责”。

“POP？”

韦恩扬了扬眉毛，“去年你去哪儿了，里奇？”

我无精打采地笑了笑，“一直在努力甩掉‘论文’这个大包袱呢。”

韦恩满脸红光。“喂，别人都听说过‘人民高于利益’这个组织——POP党，3年前在德国出现，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它用绿色和平组织反对捕鲸的办法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者。”韦恩怒目注视着卡罗尔，“他们比起其他那些为正义而战的人来说，并不算太过分——毕竟，大多数美国的殖民者们直到革命胜利也并不支持我们的大革命。这里同样如此。”

卡罗尔接着说道：“不管怎么说，6个月前POP从消极抵抗到实施破坏行动，不断升级，现在他们加大了赌注，开始搞谋杀行动了。”

主菜上来了，斯密好像很放松地切碎羊排，边嚼边沉思，随后他放下了叉子，“我在担忧自由的持久性。”他说，“从历史的观点看，自由并不是个持久的概念。人类统治者的暴力和不公正是一个古老的魔鬼，正如商人和生产商的垄断一样阴魂不散。人类统治者们既不也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你们能指望他们停止尝试吗？”

“你是在给‘乏味科学’这一短语添加新的砝码。”我说，引来了韦恩和卡罗尔的一阵大笑。

“听我说，”斯密继续说，“制度不会仅仅因为它在运作，甚至运作顺利而存在。制度反映了社会的环境，它们能够存在是因为它们被一个潜在的道德支持结构所保护，美国据说可能是根据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离论构造的。但孟德斯鸠告诫说，共和国的灵魂是美德。”“制度反映了社会的环境……”实际上引自孟德斯鸠。让这些话从斯密的口中说出是出于艺术的想象，可以看做是斯密在他的法学讲稿中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观点（斯图尔特，《哲学论文集》，第1章、第2章）。

第5章　经济学家的午餐会（5）

“公民意识。”卡罗尔插嘴说。

斯密拿起叉子，说：“18世纪，当各国领导人被灌输启蒙思想时，*政治和自由市场都兴起，这不是很符合逻辑吗？‘个人’这一概念是随着相互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才形成的。道德规则不仅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其社会的互相联系。如果人类没有基本接受道德规范的话，社会将崩溃。”

“在美国，市场和*从来就不够强大。”我说。

斯密的额头上渗出汗珠，疲劳使他更加费力，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在用力。“市场受到人性基本要素的刺激，”他说，“你要用善行和正义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才能平衡这些市场。”斯密提高了嗓音，“但是如果操行的道德标准被废除又会如何呢？如果贪婪肆意猖獗，人们还会支持自由市场制度吗？如果客观的逻辑和合理性成为每一个不公正结果的庇护所的话，人民还会支持自由市场制度吗？”如果自由市场不能为社会储存足够的潜在支持，这个自由市场将会被取代，出自威纳（1960年）的论述：“自由放任主义在英国的衰落，系统地针对整体经济，针对自由市场的国家干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占优势的收入分配模式不满的结果……没有一个现代人会热心于自由市场，除非它的运行能保持他们可以接受的‘分配公正’。”威纳针对19世纪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者对任何干涉表示“敌视”的情况，谴责了英国自由市场的全面衰落。这个矛